相对于一体化的其它领域,欧盟(欧共体)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既迟且缓,欧盟也因为力量上的不对称性常被诟病。但自1998年布莱尔联合希拉克发表《圣马洛宣言》以来,该领域似乎“时来运转”,成为了之后近10年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新的亮点。然而10年中英国的态度远非一成不变,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伊拉克危机就是个例子。本文从国家投射欧洲化视角分析布莱尔执政时期英国发起和推动(或冷落)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原因,以及它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整体进程和具体内容的影响,并从中归纳本研究带给英欧关系以及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启示。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综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缘起、意义、国内外现有研究状况、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和使用材料等。第二章是对本论题研究的准备,介绍了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的欧洲化,以及二战结束到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前,英国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建设方面的态度。欧洲化作为一体化进程中欧共体/欧盟行为体性日渐丰满在理论研究上的反映,聚焦欧共体/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产生的影响。欧洲化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特性,本文所关注的是后者即国家投射欧洲化的进程,它指的是成员国寻求把国家层面的规范、主张以及政策内容投射到欧盟层面,以影响欧盟层面的制度形成和治理实践的过程。二战结束后英国奉行“三环外交”,在欧洲合作上持“有限责任”立场,即提供支持,但不深度介入,冷战形成后安全上依靠美国,选择通过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框架提供集体防务;在欧洲大陆国家建设共同防务努力失败的背景下,北约确立了自己在欧洲防务制度中的至尊地位,而苏伊士危机暴露出英国追求世界大国目标时的力不从心,自此英国更专注通过北约借美国的力量保障欧洲的安全;1984年之后西欧相关国家重新激活西欧联盟,英国渐渐承认欧洲在安全上有自身需要的事实,并接受西欧联盟作为欧洲的安全平台,但是仍然拒绝欧盟直接染指防务问题。第三章分析了英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上态度转变的背景原因,以及从《圣马洛宣言》发表到“9 · 11”恐怖袭击之间英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上的态度和影响。冷战结束引起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欧盟一体化的加速增加了英国对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发挥一定角色的期待,新工党上台执政后把这样的期待转化成了具体的政策主张。在具体发展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过程中,英国通过带头制定和贯彻“赫尔辛基纲要目标”,牵头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能力发展,并成功地把“最小主义”主张欧洲化到了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盟军事委员会和欧盟军事参谋部等新的基础性制度当中,还通过促进解决第三国关系等推动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北约之间制度关系的确立,从而把前者锚定为了后者的“小伙伴”。第四章分析了“9 · 11”之后美国政策发生变化、跨大西洋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英国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9 · 11”之后,饱含单边主义的美国新外交政策“布什主义”迅速形成,并在伊拉克问题上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跨大西洋危机。如此之下,英国对欧盟的角色期待和欧盟的角色可能之间有了冲突,结果英国选择追随美国,政策表现出了鲜明的大西洋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特征,欧盟(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遭遇了冷落。就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而言,英国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这阶段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都出现了重新国家化的现象;英国与发起和推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老伙伴法国之间关系的恶化是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陷入停滞的原因也是表现;法德轴心的重新复活,则让英国再次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纵然是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第五章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英国重新重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背景原因,以及英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和影响。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跨大西洋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英国欧洲化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大环境得到了基本的复原。而且“9 · 11”恐怖袭击凸显出的非对称性威胁的严肃性和欧盟的进一步扩大等继续增加了包括英国的成员国对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角色期待。在推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战略文化方面,英国通过库珀的参与“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风格和偏好传入了《欧洲安全战略》文本;能力发展方面,英国仍然主导了“2010纲要目标”的制定和推进,但是其力推能力提升和限制制度发展之间的张力已经渐渐显示出来,欧盟战斗群和欧盟防务局就是例子;制度方面,除了主动提出、推动设立欧洲理事会主席职位之外,英国开始较为被动,但是通过积极介入,最终仍能把自己的“最小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欧洲化入新的制度当中。第六章分析了布莱尔之后,布朗和卡梅伦政府关于作为布莱尔遗产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以及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影响。布朗和卡梅伦政府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都没有布莱尔般的热情,但是两个政府发表的重要安全和防务文件表明,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起时相比,英国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对欧盟的角色期待等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具体政策发展方面,英国人阿什利被任命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并协调了欧洲对外行动署的设立;联合政府对欧盟防务局的态度变得暧昧,这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关于设立欧盟指挥部问题上态度的改变也将考验英国在该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英法条约》虽然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英法合作培养出的互信等将有助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最后一部分作为结束语,在对英国欧洲化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结果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英国欧洲化成功的原因,以及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上的努力可能给英国和欧洲关系带来的影响,并简要归纳了欧洲化研究视角给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