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需要深厚的民众基础,而带领时代思想潮流、推动佛教发展就需要借助于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至“五马渡江”,南北分裂,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传统,促使双方的政治形势亦不相同。南方的主要趋势在于,南渡的北方士族与当地土著士族逐渐融合,在分歧和斗争中掌握各朝政治权利,成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的主体。这种偏安于一方,“举目有山河之异”的情况下,宗教信仰滋长,佛道两教融合发展,走向繁荣。在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建立的强权统治之下的北方,土著士族在政治上失去了依靠,不得不极力谨守旧的经学传统。而佛教收到了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特别推崇,他们有意识的将其作为辅助教化、统治民众的手段。佛教与国家专制政权相互结合起来了。佛教进入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且有创新的滋长时期,开始急剧的“中国化”。居士作为佛教中的特殊群体,在这一时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居士佛教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中国佛教社会化、世俗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使中国佛教在寺院和僧团之外,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与信仰基础,并同中国社会及生活融为一体,从而避免了印度佛教式微的命运。要对南北朝时期的居士与居士佛教进行探讨,首先就要对明确何谓居士,何谓居士佛教。南北朝时期,佛教能够发展兴起的原因以及当时的格局有了基本的了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佛教的态度一方面属于外来的和尚号念经,而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理想化倾向,对于出家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得到了人们略带诧异的默许。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潮流之下,也开始交接僧人,这也成为佛教进入世俗圈子的重要契机。历史不会偷懒,所以每一个巧合之后都有显而易见的原因,看似错综复杂丝毫无关的背后,隐藏的是真相。佛教发展传播的壮大时期,居士都是紧密的与高僧相结合在一起。同时,由于古代的通讯以及交通方式都有限的原因,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区域分布。文章以地理格局为标准,对居士团体和僧团的活动进行分析。《维摩诘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特别是大乘居士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它围绕着维摩诘长者弘法的故事而展开。在这部经典传入中国之后,为佛教徒提供了经典的依据。在寺院经济得到发展,僧徒养尊处优,羡慕在家的生活。出家与在家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起来,提出,即使在不出家也能修行。并且提出,在家比出家更能体现维摩诘的智慧和高深的理论造诣。南北朝时期的居士借此就找到了自己在家修行的理论依据。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即是佛教选择了中国,也是中国选择佛教的一个过程。对于佛教来说,是一个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佛教东传之后,为了适应华夏文化传统,各个早期的学者从经典中梳理出精深的思想内核,根据中华传统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修习佛法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恰恰弥补起了文明中的空缺部分,对于中国思想中没有或者不清楚的部分给出了答案。让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找寻到了一条出脱现世的道路,虽然这条到达彼岸之路格外漫长。他们在对佛教佛经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不再满足与外来僧侣所传授的知识。这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自然这种兴趣引导着他们利用自身积累的知识,超出与文字,符号本身固有的束缚,超升于一个终极境界。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佛教居士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起到的纽带或是生杀大权的决定性作用,僧侣们为了让佛教传播开来,去迎合他们的需要也是一个必然。佛教既征服了这些士大夫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情况,在这些居士的努力之下,佛教开始了自己中国化的过程,在南北朝时期,繁盛传播的佛教加入了华夏文化的建立队伍,并且以一种坚定的姿态立足在了中华大地之上。从而,形成了与印度不同的,接受了中国居士大夫改造了的“新型”佛教,并且传承了下去。佛教居士和高僧在推进佛教在中国各地的发展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共同推动了佛教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并最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在经历了汉魏和两晋时期的发展之后,佛教逐渐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国对佛教的信仰的人数迅速增加,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到了南北朝时期,关于佛教的传译和求法等活动日益活跃。南朝的佛教传译和求法活动主要走海路。北朝的传译和求法活动从新疆和中亚传入。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居士佛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居士佛教和僧侣佛教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居士佛教对于佛教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如果离开居士佛教的参与,佛教很难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