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中有一类特殊的卷子,其中汉字旁边用藏文注音的,称为“注音本”,只用藏文音译全部或部分汉语文献的,称为“译音本”,这种卷子一般统称“汉藏对音材料”。这类材料不仅是研究古藏语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资据,一直倍受音韵学界的重视。20世纪30年代第一部综合研究汉藏对音的专著——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问世,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高田时雄著《敦煌资料にょ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研究14种材料所反映的音韵和语法现象。随着《长卷》(C131)、《法华经普门品》(Φ3256)等新成果的公布,学界对汉藏对音材料的研究会更深入。通过全面系统地研读21种敦煌吐蕃汉藏对音材料,学习前贤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对其得失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评论,归纳出藏语对音所反映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与《切韵》系及其它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与现代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方言做比较,探讨其语音变化的规律。在汉藏对音材料中藏文尽管不能如实详尽地记录当时的汉语语音,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音的特点。如：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清母字与精母字读音混同；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藏文后加字(?)的语音意义相当于连接两个元音的“基字”；重纽四等和三等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藏语ya-btags,而后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