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万象》杂志为研究对象，结合抗战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研究《万象》文本世界及其相关的文化市场——《万象》的编辑方、作者方和读者群，试图探求孤岛及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而未被发现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首先，是对《万象》编辑方的考察。通过第一章对《万象》前后两任编辑文学观念、编辑立场及营销策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看到杂志的前任主编陈蝶衣依靠读者市场，在日伪残酷的文化镇压政策下“慎重将事”地从事雅俗融合的文学实践；另一方面，也能发现当年的左翼文学青年柯灵，同样借助“读者市场”在战争境遇下特殊的“钻文网”功能，为保留五四新文学传统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柯灵也无法规避市场对其文学理念、编辑方针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境况层面上，编辑、作者、读者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雅俗文学有了前所未有的互融与互通。 其次，是对《万象》作家群的考察。在第二章中，通过考察《万象》的作家群，我们发现其构成复杂：既有新文学作家，又有通俗文学作家；既有老一代著名作家，又有文坛新秀。在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文学立场、观念及趣味发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在域外文化/本土文化、传统文化/近世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等多重文化的冲突中，形成多种层面上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文学想象机制的诞生。 再其次，是对《万象》的文本的考察。在第三章中，通过对《万象》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编辑、作家等将战争、文化市场等外界影响内化后，其生产的文本在各种潜在的层面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认同，而在这种认同的同时，又萌生/唤醒/恢复了文学的多元形态追求。 本文的结语部分，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形成，不光有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理论及创作实践，同时还有植根民族土壤汲取大众文化养料的通俗文人的种种文学努力；更为重要的是，40年代的雅俗文人很好地利用了出版业的影响，打破了以往期刊多数为同仁杂志的局限，为文学的雅俗共同生存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和空间。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期刊市场面临因雅俗界限的泾渭分明而产生的种种危机的时候，重新发掘《万象》的内涵、形态与存在方式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