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是外来人口最重要的聚集承载区域,外来人口正成为关乎超大城市持续发展和形态再造的重要力量。在中国日益成为超大城市制造国的时代背景下,在外来人口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超大城市“城市病”重要诱因的发展进程中,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初步构建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的动力机制模型和空间分布影响机制,对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与空间分布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结论与贡献有以下四点:第一,通过以四大直辖市为例,特别是比较京沪两大强势吸引中心的吸引作用空间模式,发现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具有的总体特征。一是中国超大城市是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二是中国超大城市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与其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有着重要关系。天津、重庆等相对不够发达的超大城市在吸引外来人口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则随着其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持续提高很可能进入外来人口流入相对平稳的新阶段。三是对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来人口流入影响因素进行全要素分析,发现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的影响因素正在从流入地的拉力作用主导向流出地的推力作用主导转变,其中经济因素在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距离这一空间因素对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具有直接重要影响,社会网络这一社会关系因素对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具有显著重要影响。第二,本文通过整合古典经济学的推拉模型与发展经济学的非均衡劳动力市场模型两种理论,考虑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的基本面与关键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创造性地初步搭建起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的动力机制,即基于滤网功能增强的需求支撑平台的四要素驱动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外来人口是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外来人口劳动贡献率显著高于户籍人口劳动贡献率的基本事实,构成了北京市外来人口流入的基本面意义的需求空间;而外来人口流入的边际贡献与边际成本,决定了在北京吸引外来人口流入的平台上必然会添加不断增强自我筛选功能的滤网;而通过对基于基本需求空间的北京市外来人口流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发现外来就业人口相对集中的产业发展、外来人口社会网络、可达便利性与公共服务差距等四大因素是北京市吸引外来人口流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对中国超大城市生成机制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比较,本文提出,以北京市为例建立起来的基于滤网功能增强的需求支撑平台的四要素驱动模型,对于解释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入的动力机制的典型性与相对普适性。第三,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亮斑散落的异化同心圆,而且趋向于继续维持这种“大外移、小聚集”即整体向外迁移又在重点区域相对集中的态势。一方面,外来人口集中增长圈趋于外移,而且这种基本结构相对稳定,很难被根本突破;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空间集聚性结构,特别是快速发展的近郊区以及沿重要交通线或开发线延伸的区域较多出现外来人口聚集规模大、比例高的典型街道(乡镇或者地区)及群落,而且聚集区外来人口规模明显变大。第四,提出了基于产业发展与就业机会、区域开发与城市建设、居住空间与住房选择、社会网络与自我服务、政策供给与政府管理等五个主要因素或者谓之“五力”的中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简约模型。以北京市为例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个影响机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诸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都相当一致地指向了,外来人口空间分布趋向于继续维持这种“大外移、小聚集”即整体向外迁移又在重点区域相对集中的态势。中国超大城市相似的发展模式和共有的政经优势,决定了以北京为例的分析结果和上述作用机制对于中国超大城市具有相对普遍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