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火箭军部队训练内容的科技化、创新化,官兵在军事训练和军事任务中面临着许多压力与挑战。时常处于高应激状态,若得不到有效缓解,很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不适,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心理疾病,损害心理健康。这也为基层心理工作者带来了严峻考验。根据已有研究,情绪调节作为个体适应周围环境的关键机制,有助于长期处于应激环境的军人管理和调节对压力事件的认知,并通过一定方式改变个体的主观情绪体验、生理和行为反应。目前,火箭军官兵的情绪调节能力如何?情绪调节方式有何特点?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如何?是否可以通过情绪调节训练促进其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改善情绪与心理不适,提升心理健康?这些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火箭军某部官兵,1.检测火箭军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特点;2.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与火箭军官兵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3.评估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缓解火箭军官兵情绪不适、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积极效益。方法:研究一:采用Gross情绪调节方式量表对火箭军某部1420名官兵进行测评(获得有效问卷1405份,全部为男性,平均年龄23.47±4.27岁,平均军龄5.01±4.11年)调查火箭军各单位官兵的情绪调节方式特点;研究二:采用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心理幸福感量表、五因素正念量表、情绪调节方式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探讨情绪调节方式在军人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中的作用;研究三:招募火箭军官兵180名,开展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检测其缓解军人心理应激、改善情绪不适、促进心理健康的积极效益。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9.0、Amos17.0软件分别进行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路径分析。主要研究结果:1.通过研究一的调查分析,可见:(1)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水平的火箭军官兵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上均有显著差异,20岁以下、学历较高的官兵在认知重评分量表的得分显著较低,而在表达抑制上的得分显著较高;(2)不同职别火箭军官兵在表达抑制分量表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军官在表达抑制上得分显著低于士兵与士官;(3)不同适应水平的火箭军官兵在认知重评分量表上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对军营生活很适应的官兵在认知重评上得分显著高于环境适应不良的官兵。2.研究二的结果显示,情绪调节方式与官兵情绪健康密切相关,更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方式的官兵,其体验到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较少,而使用表达抑制情绪调节方式较频繁的官兵则表现出更多的不良情绪。与此同时,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在心理弹性、幸福感、正念等积极心理特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研究三中,对火箭军官兵接受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前后在各变量上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正念、认知重评、心理应激、焦虑和负性情绪的测试时间(前/后测)×分组(训练组/对照组)的交互效应显著,对此的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干预组在接受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后,其在正念、认知重评上的得分均显著增加,而在心理应激、焦虑和负性情绪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下降。此外,表达抑制的测试时间主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两组参与者在训练后的表达抑制得分均显著减少,表明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和压力管理教育均能减少个体对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情绪调节能力与其年龄、文化水平、职别与适应水平紧密相关,这对基层心理工作者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干预研究应多关注低年龄段、低文化程度、低职别以及适应能力较低的官兵,帮助火箭军官兵适应军营工作与生活,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2.火箭军官兵的情绪调节方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状况密切相关,更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方式的官兵,其情绪与心理健康水平更好,而使用表达抑制情绪调节方式较频繁的官兵则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3.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能有效培养官兵采用认知重评的积极情绪调节方式,而减少对表达抑制的消极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并有助于缓解官兵心理应激和情绪不适,促进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