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殖民扩张与德国虔敬主义浪潮的共同催化下,德国巴陵会传教士接踵入华,积极传教。期间,由传教士撰写、巴陵会纂辑发行的传教系列手册《新传教文集》、《儿童传教文集》、《新传教文集（新系列）》、《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儿童传教文集·新系列》和《小开本儿童传教文集》等是深受德国读者欢迎的传教宣传读物,其中涉及中国传教区的作品近60部,涵盖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神话故事传说、文化礼俗、在华传教工作境况、中国信徒传记等题材。这些传教作品承载着传递中国社会文化信息、尤其是为基督教对华传教提供舆论宣传的重要功能,传教士的文字载述与论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了德国读者受众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在欧洲社会变革频发、基督教权威日渐式微以及民众信仰遭遇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和西方现代性文明成为德国巴陵会在华传教士确证自我文化身份的主要基础。在传教士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下,“异教的”中国是处于基督教文明对立面的“被拯救者”,亟待借助福音从所谓“撒旦”统治的“黑暗”中挣脱,引入基督教文化的“光明”之中。传教手册中,巴陵会传教士以想象或虚构的方式塑造中国,对中国文化传统加以歪曲和异化,以实现其特定的书写目的与传教利益,展现出唯“耶”独尊的信仰侵略性和宗教优越感。萨义德在其东方主义理论研究中表明,东方是由西方建构、用以界定自我文化身份的参照对象。在东方主义虚构、想象与真实杂然并呈的叙事话语下,东方被类型化、标本化和典型化,最终形成根深蒂固的负面叙事套话。传教手册中,传教士的叙事策略与其写作目的紧密勾连。传教士通过对比的叙事手法为中国异教徒和基督徒划界,或与耶稣基督作比以美化自我;对中国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解读既是德国巴陵会传教士探寻中国宗教思想源头的尝试,亦是灌输唯“耶”独尊的宗教等级观念、实现宗教训喻功能的工具文本,而中国故事在“异化”与“西传”的同时成为传教文学训喻功能下的牺牲品;巴陵会传教士亦尝试征引、借鉴中国文学叙事元素和审美特征,其原初目的虽是欲借中国典籍话语为基督教教义增添脚注,但亦是基督教文化中心主义松动与文化融合意识增强的体现。在对中国信仰的书写中,德国巴陵会传教士通过建构一个宗教上的信仰他者,将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僵化、民众智识未开等负面事象简单归因于基督教的缺席和异教信仰对民众思想的长期“占领”。面对中国人对龙的敬崇、对儒学义理的持守以及佛教文化带来的异教信仰冲击,传教士惯用自身的信仰逻辑套解他者的宗教思想体系,将自我置于他者之上,对中国宗教信仰进行丑化与妖魔化书写。在对中国仪式的书写中,巴陵会传教士或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审视和载述中国社会的礼俗仪规,或从社会文化学视角笔重墨浓地、颇具浪漫意味地将中国礼俗传统融于对中国节庆岁时与传说故事的介绍之中,抑或充满文明教化意味地将之作为与基督教现代文明激烈冲突的“陋俗事象”加以诠释,并在西方现代性的既有视角下简单贬化为“迷信”这一他者标签,其负面书写背后是中国礼俗仪规所涉及的“虚假神性”与基督教“上帝荣耀”的抵牾。在对中国人形象塑造中,“堕落”“蒙昧”“污秽”的中国人形象高度符合当时德国社会对异教徒的典型想象。中国女性是被迷信“裹挟”和“操控”、迫切渴求灵魂安宁的理想宣教对象,更是巴陵会传教士获取差会传教助力的“宣传工具”;鸦片瘾者是困苦流离、等待耶稣指引和救赎的“迷途羔羊”,其精神灵性的堕落与悲惨的个人命运被传教士简单化约为异教徒的恶果;麻风病患承载着一种指向异教徒的信仰道德批判,是传教士话语体系下的“神义惩罚”,展现了传教士话语的疾病道德化倾向。概言之,巴陵会传教士透过虔敬主义保守的宗教滤镜审视中国时,真实的中国便已不复存在。作为德国传教士笔下的“异教国度”,中国是反衬基督教文明优越性的灰暗底色,也是传教士确证自我文化身份的对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陵会传教士的中国书写也映射着传教士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