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渐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面临重大压力,产品核心竞争力不足,投资回报率明显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业仍保持较高的收益率,许多实体企业受到资本逐利的驱使而配置大量金融资产。因此,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产品和经营业务的投资结构失衡成为威胁实体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顽疾。而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拉开序幕。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使其与国有资本相互补充,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然而仅在股权层面的混改对国企的治理效果有限,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实现董事会权力的融合,提高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的话语权,切实发挥监督与激励作用,抑制国企短视的投资行为。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切入点,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蓄水池理论和投资替代理论予以分析检验。首先实证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其次,基于内部薪酬差距和创新投入的视角,探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金融化的机制路径;最后,在基本假设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融资约束水平、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不同功能型国企、不同区域等情境下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和创新投入对两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2）内部薪酬差距和创新投入是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中介路径。通过对不同分组样本作进一步研究发现:（1）在融资约束水平较高的国企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增大内部薪酬差距和创新投入,降低金融资产的投资。（2）相比于蓄水池动机储备短期金融资产,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降低出于投资替代动机的金融投资活动,内部薪酬差距和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依然存在。（3）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且两者关系中仍存在内部薪酬差距和创新投入两种机制路径。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如提振实体经济,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完善混合所有制,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治理;优化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加强实体投资;引入适度的薪酬差距,强化高管有效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