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是一部集大成的目錄學著作，但由於其書成於衆手，又屢經刪改，且囿於成書期限，因而錯訛較多。繁複浩大的編纂過程，也使得其版本情況較為複雜。其中，關於浙本與殿本的關係更是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本文专以《总目》的史部为中心，對浙本與殿本的差異問題進行一次全面細緻的考察，主要采用傳統文獻學“竭泽而渔”的方法進行研究。本文第一部份為校勘。在全面對校浙本、殿本造兩個版本的史部提要的基礎上，對兩者的差異之處進行考證訂誤，辨別是非。本文第二部份則比較、分析兩者的差異。通過校勘，可以發現，殿本較之浙本，錯訛更多，這與之前學術界“殿本優於浙本”的觀點截然相反。繼而對兩者的差異之處進行詳細分析，發現兩者各有特點。浙本尊經尚儒，推崇蓄德，而殿本則講求經世致用，以史為鑒。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和探討造成這些差異和特點的原因。發現乾嘉時期的文風由推崇程朱理學轉為考據之學；而在政治上，尹嘉銓一案使得乾隆更加注重打擊朋黨，宣揚忠君思想。因此，殿本提要更貼合當時的學術風格和統治思想。經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浙本在刊刻前，曾經過認真的校勘，因此訂正了很多錯誤；而殿本則深受乾隆思想的影響，在刊刻前曾作過較大改動，形成全新的面貌。從而得出結論，浙本並未因襲殿本。兩者互有短長，互為補苴，存在密切的互補關係。文章第三部份則對《總目》整理本的不足之處進行校訂，希冀有裨於新校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