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对我国价格水平带来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与这一现象直接相关的经济学概念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从而也引发国内学界与业界对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产生的这一几乎被遗忘课题的广泛热议。传导问题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至今,国内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及其传导与对策的认识还存在一些方面的局限与误解：第一,将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几乎等同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国内价格的传导；第二,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完全归于国外,而未能全面考察我国国情特点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及传导的辅助作用；第三,认为被动的“抗通胀”措施是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主要政策导向。本文的主要目的与意义即在于对以上三方面的合理延展与纠偏。为此,本文展开了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及对策的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强调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国外引致因素和本国实现环境的两方面必要前提,并将本国通货膨胀的最终表现扩展为本国主要价格水平而非仅限于消费物价水平的上升；这一合理延展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涵义界定更能体现复杂多变的现代经济环境,且使得对其传导与对策问题的研究范畴得以扩大。本文进而从两个层面展开了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一般理论分析。第一层面是整体意义上的重新梳理与发展,从单向传导角度全面总结了国际贸易渠道、资本流动渠道下的各传导机制以及汇率及其预期的叠加传导机制,并考察了各传导机制的实现所需满足的基本条件。第二层面是结构意义上的深入阐述,通过分别讨论输入型通货膨胀各传导机制体现出的结构特征,指出本国对外开放结构、国内外经济结构尤其是贸易商品结构对其的差异化影响,从而表明在现实传导分析中应关注分析对象国及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近二十年的我国经济兼具开放、转型特征,本文即总结了这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全球经济背景特征与国内相关特征事实,指出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国内外条件兼备,且在不同特定发展阶段的具体条件有所差异。由此,就体现明显的商品价格传导机制、商品供求传导机制、实体经济投资传导机制以及国际收支传导机制在我国不同时段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基本判断和定性推演。进而,本文重点以我国经济特征为假设条件改进了含有货币主义思想的开放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框架,构建了在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宏观均衡模型。在以商品市场出清、货币市场出清、短期总供给函数、国际收支平衡的恒等式表达以及本国一般价格水平的表达等构成的宏观均衡系统中,通过对国外通货膨胀的全微分处理与比较静态分析,给出了其传导至本国价格水平的综合机制表达。依据该表达式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各传导机制效果进行了规范的定性分析,并将其转化为可检验的实证模型。本文的实证检验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通过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我国各价格指数上升的输入性原因；二是采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方法,对1997-2009年的整体时段和典型时段中在特定国外引致因素下各主要传导机制过程的检验。检验结果基本支持商品价格机制、商品供求机制和国际收支机制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过程和作用。进一步,本文专门讨论了这三种传导机制在具体环节下的可行应对措施,并且给出了一个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综合对策框架,包括有效识别系统、总量层面对策以及结构层面对策。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涵义进行合理延展,其延展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外实际收入上升、国外货币扩张、国外利率下降以及国外CPI指标反映的通货膨胀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引起本国价格水平的改变；其二,将一般以CPI指标的上升认定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扩展至关注本国多个市场主要价格水平的上升表现,这是由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结构性特征决定。第二,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及传导的关注不可忽略本国自身经济特征的“温床”作用。尤其对处于开放与转型并存的我国现阶段而言,市场化成熟度不高、以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财富为政策主要目标、经济结构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特征等都可能加剧国外因素冲击国内价格的程度。第三,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呈现时段特征,且在某些时段同时存在多种传导机制。商品价格传导机制在国外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近年来体现明显；实体经济投资传导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中期明显,至今已弱化；商品供求传导机制与国际收支传导机制贯穿1994年以来始终,但前者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国内PPI指标上,后者则体现在国内CPI指标上。第四,在我国现阶段及未来趋势下需要对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产生与传导进行系统地识别,且有必要以主动的“防通胀”与被动“抗通胀”相结合的综合总量对策与结构对策相搭配加以防范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