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转移,成功发展起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产业,籍此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巨大腾飞。然而这种发展更多依靠的是低价资源禀赋带来的传统比较优势,近年来伴随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和南亚、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的相继崛起,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遭受着明显挑战。在传统发展模式不能继续支撑经济高速前进的困境下,对智力资本进行研究以帮助企业成功实现变革和转型,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新热点。本文以智力资本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作为研究出发点,在前人思路的基础上选择创新力度作为中介变量,并运用2010-2019十年间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这一研究的主要创新点首先在于采用了长时间跨度的大样本进行实证。现有关于智力资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样本量一般为近三年的三百家企业。鉴于近年来传统制造业对应用智力资本转型升级的需求同样迫切,而基于制造业整体的实证分析非常少见,本文通过将分析对象扩大到十年间四千家制造业企业,得到了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适性的结论。其次,现有的智力资本对制造业整体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00年前后,使用的智力资本定义相对来说缺陷较大,且往往以直接回归的形式进行研究,内生性问题较为突出。本文通过提供以创新力度为中介变量的新视角及采用近十年的新数据,为理解智力资本作用于整体制造企业的机制提供了一些边际贡献。最后,现有的研究较少涉及到智力资本对制造业内部不同类别的分别作用。本文通过分别检验智力资本对不同规模和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往研究的不足。文章采用近年通行的双元分析法,认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智力资本的内涵,并利用增值系数的方法对其进行了计量。文章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分别在全制造业视角、企业股权的异质性视角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视角三个方面检验了智力资本两个维度及以研发投入衡量的企业创新力度是否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并在全样本视角下研究了智力资本的两个维度下,企业的创新力度是否在智力资本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在最后通过替换全要素生产率计量方法的形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通过麦金农检验寻找出了模型中可能的内生性部分,利用工具变量回归进行了检查修正。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及企业的创新力度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无论从人力资本角度还是结构资本角度来看,创新力度都在智力资本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当中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国企相较于非国企人力资本的效率有所不足,但结构资本和创新力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效果都优于非国有企业;而智力资本和创新力度对生产率的作用均有表现出较大的规模效应。最后,鉴于创新力度的衡量仍是学界未能达成一致的议题,研究选取的时间跨度中包含有若干较大的外生冲击事件,以及创新力度在起到中介作用的同时很可能还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实际效应很可能是调节中介作用）,文章从上述方面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建议。就本文得到的实证结果而言,可建议企业致力提高对自身智力资本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建设富有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和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体系。同时,更加积极的将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当中,加快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政府也应以相关政策缓解目前制造业的人才流出态势,并通过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创新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