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陈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前人的研究现状。正文部分,从四个方面对朝鲜前期(1392-)的唐乐器研究进行阐述。一、韩国古三国时期在朝鲜半岛存在的乐器。主要是考察有关高句丽、百济、新罗的文献和考古学史料中出现的乐器,指出韩国古三国的上述乐器有相当一部分接受了中国的,而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接受高句丽、百济的乐器;二、高丽时期在朝鲜半岛存在的乐器。主要考察在高丽时期接受中国的先进音乐的情况和其作用;三、朝鲜前期在宫廷所使用的中国俗乐器的变化。主要考察朝鲜前期文献中记载的唐乐器的变化,而且在《乐学轨范》“唐部乐器图说”渊源的来源和考察在朝鲜前期使用的13种唐乐器中11种乐器的韩国化过程;四、古朝鲜半岛的音乐机构。主要考察朝鲜前期宫廷音乐机构与官职的渊源与构成,而在其一世纪左右的发展过程中唐乐在朝鲜的地位和乐器的韩国化过程的一面。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在朝鲜时期唐乐的发展和唐乐器的韩国化的大背景下,朝鲜世宗和成宗时期唐乐器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区别。在世宗时期(1418-1450)开始整备乐器,新创作乐曲,整理雅乐等等的音乐文化事业中,需要了一种朝鲜音乐的发展,到成宗时期(1469-1494)以后很多中唐乐器本身已经有不少的变化,而且这些乐器在朝鲜本土音乐伴奏时也使用。自此,宫廷音乐中乐的成分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所以通过研究高句丽、百济、新罗和高丽时期从中国进来的乐器,可以发现:朝鲜前期除了雅乐的极大的发展以外,还具有唐乐的发展及其音乐的韩国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唐乐器的韩国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