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聊斋志异》选择与“本事”相通的题材模式的原因。《聊斋志异》采用与“本事”题材相通的谈狐说鬼、宣扬灵异的志“怪”小说的题材框架，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明末清初爱好鬼神的民族文化土壤、山东淄川喜爱谈鬼说狐的民间习俗心理以及明末清初个性解放与理学强化的特殊社会思潮是客观外因，而蒲松龄本人对鬼神灵异的深厚兴趣以及对诙谐生动、諔鬼荒诞文字的深深迷恋则是形成这一模式的主观内因。 第二部分从思想内容方面论述了《聊斋志异》对“本事”的创造性构筑，即利用“本事”的身体躯壳而铸就《聊斋》的思想精魂。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愤懑悲怆之情，有对当时道德沦丧、世风渐下的真实社会状况的痛心与痛恨；有对明末清初强烈的“战争风暴”和黑暗政治统治的愤怒；有对自己仕途多艰和功名蹭蹬的悲慨。蒲松龄的“愤”与“悲”，不仅使《聊斋志异》具有了对现实敏锐而焦灼地省视与反思，而且也使其带上了叙事主体的强烈色彩和个性，显得沉郁丰厚。这正是《聊斋志异》的“本事”作者们所难以企及和难以超越的。 二、良苦救世之心。蒲松龄深受儒家精神的熏染和浸渍，思想中具有厚重的儒家积极入世的色彩。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不公社会、不平人世的痛心与愤慨方面，更表现在他积极关心现实、努力投身对现实的改造活动方面。《聊斋志异》里塑造了一大批仁人善士、孝子贤妻以及清官能吏等正面形象，正是蒲松龄警世、劝世、以至救世之心的良苦体现。 三、性定志坚之衷。蒲松龄二十几岁便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其间历经了生活的艰辛、命运的多舛，但直至七十余岁的垂暮之年仍然笔耕末辍；蒲松龄把自己创作小说的心志与心性贯注在《聊斋志异》里面，使其透出了创作主体的深深执著与不悔。 四、民主意识之现。明清之际产生的民主、进步的时代思潮，必然对身处其中的蒲松龄产生深刻影响。“男女平等”的新思想使蒲松龄不仅从人性的角度肯定了妇女与男子对等的生命权利，而且更使其以饱蘸热情的笔墨道出了对妇女的赞美与颂扬；在对腐朽理学“去欲存理”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蒲松龄又热烈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真情至性，他弥补了“本事”的缺陷与不足，使《聊斋志异》里的爱情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情爱色彩。 总之，相对于专门搜奇猎怪、情感苍白的“本事”，《聊斋志异》里有了对社会表象的普遍关注，有了对人生内涵的深入透视，有了对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和精神气质的自觉发扬，三者铸就了《聊斋志异》的思想精魂。 第三部分从艺术技巧方面论述了《聊斋志异》对“本事”的创造性构筑，即点“本 事”之铁成《聊斋》之金。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良史之才。在《聊斋志异》里，蒲松龄显示了突出的小说家创造才能：既注 重情节的摇曳参差；又注重人物性格的昭示。他独创了一种“人事和谐的戏剧化小说” — —不仅情节错落摇曳，而且人物形象也神采飞扬，以他们立体的生命形态激起了读一 者心中的无限情意，从而达到了情节与人物的“双美俱现”。 二、化诗之笔。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继承了唐传奇的美妙笔法，又结合着 自己的雅致文心，使小说在写景、抒情、述事等方面，都能突破旧格套，开拓出新的 具有浓郁诗情的审美境界来。通过抒情性、传神性和写意性的诗笔，蒲松龄改造了“本 事”粗录疏陈的叙事特征，而使《聊斋志异》增强加厚了自身独具特色的艺术魁力。 三、精议之论。《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里都有精警深刻的议论，蒲松龄把其归 纳到某一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或社会的哲理上，从而领导读者进入了一个理性的王国； 他将“异史氏曰”提高发展为一种完备隽永的古小说体例，使之成为与正文故事不可 分割的艺术整体，成为《聊斋志异》高妙形式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总之，蒲松龄“烛他人未现之微，成他人未成之言”，在解构了“本事”的粗疏。 陋简、实录之后，又以精细灵巧的笔法重新构建了一种“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集吐 大成的叙事风格与叙事模本，从而使得《聊斋志异》具有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浓郁的民 族特色。 第四部分从宏观视角总结了《聊斋志异》超越“本事”的历史地位。也从三个方 面来论述：一是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容纳了各种文体与风格并加以融合、精炼， 开拓了《聊斋忘异》独特的审美领域和深遂的审美内涵：二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 的创作过程中，表现了浓郁的小说家创新才能和关注现实的可贵精神：三是从思想和 艺术上看，《聊》之“续书”在总体水平上远远逊色于《聊斋志异》，或不脱其案臼， 或只是肤浅的形式摹仿。三个方面使《聊斋志异》成为我国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