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1月2日创刊,到1934年1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大公报·文学副刊》历时6年,共发行了313期。在此期间,《大公报·文学副刊》一直坚持从比较文学的视野进行中西方文学批评研究,强调全面地介绍欧洲主流文学,仅评论的欧美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就有200余位,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谱系。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学界对《大公报·文学副刊》还不够重视,特别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依然有许多空白有待研究者填补。本文从比较文学视野出发,对这份中国比较文学初兴期的刊物展开系统的分析,以期推动中国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研究。　　《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从译者、译本和译论三个方面进行文学翻译研究:就文学译者的基本素养而言,作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纽带,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应该被遮蔽;就文学译作的选择倾向而言,鉴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学翻译群体的自身实力,《大公报·文学副刊》呼吁将文学翻译的重点放在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上;就文学翻译的主要标准而言,在“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中,《文学副刊》采取了并重的方式,但强调在诗歌翻译上以“意译”为主。　　《大公报·文学副刊》诞生的年代还没有明确提出跨学科研究,但这并不影响其从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中研究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伦理道德、文学与历史等学科的关系。在文学与艺术的关系上,《大公报·文学副刊》将目光放在了文学与绘画这两种不同艺术类型的异同比较上;在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大公报·文学副刊》看到了道德对文学的促进作用,提倡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将两者联系起来研究;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上,《大公报·文学副刊》从“综合研究”的角度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传记小说和历史小说。　　《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诸多欧美文学评论都建立在平行比较与影响研究的基础上:谈论德国文学是为了将其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进行对比;评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是针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以此阐明《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古典主义的偏爱与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继承;谈论歌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更是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阐明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相互影响;将卢梭与伏尔泰进行对比研究,原因在于卢梭与伏尔泰的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世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办于中国比较文学初兴时期,创办者吴宓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立者之一。吴宓通过与《大公报》合作,使《大公报·文学副刊》得以出现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上,并以此来扩大比较文学学科的影响。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研究,有助于整合中国比较文学初兴期的学术资源,进一步规范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促进中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