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制度的特殊产物，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政府和学者研究的焦点。从国际经验上看，市民化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的最终出路。目前，农民工作为推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贡献者，他们的城市融入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他们是社会和经济成果的主要建设者之一，却至今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国民待遇，不能完全享受国家建设的成果。随着时间的迁移，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分层，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作为该群体的中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途径的研究对象必然由第一代农民工转向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客观现实和入城动机、社会认同等主观认知上都出现了新的特征。本文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代际特征出发，结合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公正及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政府应当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承担责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依赖于其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行为意识等多方面市民化的实现。本文在对新生代以上内容的市民化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差别待遇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和生活处于不公平的制度环境中，这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和社会身份市民化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如知识技能水平、社会资本存量、价值观念等尚不能满足市民化的要求。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公正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本文认为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责任既要体现在对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上，消除市民化的制度壁垒，促进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市民化，同时也要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在消除城市社会排斥、增加社会资本、改善群体素质、促进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等方面对新生的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市民化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