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所说:“唐朝在八世纪后期和九世纪的统治之得以幸存,实质上只是因为它成功的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至唐后期中央对于各地域之间的统治似乎更加紧密了,各地域的职责似乎也是越来越突出了。大唐的兴亡只系在了关中、中央以及江淮等三个地区身上。在茶马古道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西南诸镇,此时还不能引起朝廷的极大重视。尽管在西南诸道中,有大唐续亡存绝的“外府”成都,有珠玑玳瑁之富的广州,但是面对蛮僚的不时扰攘,唐廷对此并没有消祸患于萌芽。而边防建设的时断时续,军队实力的“浸强浸弱”,以至于西南边患延续百年。宋子京云:“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在宋人看来唐代的西南就是祸患攘乱的是非之地,故而宋太祖“玉斧划河”尽弃云南。本文以唐后期的西南边防建设为论题,就是想通过分析、了解各项边防措施的实行,解剖唐后期百年时局变迁的轨迹,从而勾勒出“唐宋变革”大时代下的整体面貌。全文共分为五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唐后期西南边防的缘起,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变故迭起、百废待兴,关东藩镇林立,京西吐蕃侵扰,而于西南边疆的布防驻守不得不作为次要问题对待,之后,唐诏联盟、吐蕃衰落,西南边防为之一松,加之,推行以安抚、羁縻为主的民族政策。西南边防呈现出“忘战”、“避战”的态势,以致于造成西南边防极度的空虚。第二部分,西南边防中各项的举措,如增置军兵、修筑堡戍、析置划分政区等。其中防冬兵建设尤为是各项举措的重点,防冬兵是唐文宗大和三年之后,重新布置南疆防线,最先采取的措施,其基本的方式、制度就是仿效京西、京北的防秋兵。但是在兵力规模上较之防秋兵小了些,但就抽派防冬戍兵的藩镇数量规模上则是扩大到了南方的江西、湖南、荆南等诸道。同时地方的杂兵也是不断的发展,其中包括乡兵子弟、蕃兵城傍、土兵团结,甚至还有如西川骡军的建设等。西南边防中在其边兵建设之外,还包括有道路、城关戍镇等各项措施。尤其是城关镇戍的建设是唐王朝在屯兵戍守之外又一重要手段,西南地区山川险阻虽多,却多是山河相间、纵列分布,南诏犯关每每自南而来,山河之险与唐共有,故而西南边防非常注重城关镇戍的建设。再者就是行政区域的变革,行政区域的变革就是特指西川、岭南、安南以及内地如江西等道析置、提升使府(节度使)的状况,这种行政区划的析分或是提升都是唐王朝加强对西南统治的具体体现。第三部分,西南边防建设的影响。唐后期于西南重新规划建设边防,是唐朝廷被动的、却也是适时而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列对当时、后世的巨大影响。如“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挥玉斧”尽弃大渡河外等等,都是在西南边防建设中慢慢显露或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