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获得公众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的特性，它构成了政治统治持续与稳定存在的基础。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合法性较为普遍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张力和危机。由此而引起的战争、革命、起义、政变时有发生。这不但对政治秩序的稳定造成了威胁，而且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治合法性遂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然而，就目前状况而言，西方学术界虽然对合法性理论的研究日臻成熟，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宏观、整体性研究展开不够。从笔者接触到的材料看，这些研究或是集中于对某个、某类政权合法性的经验性、描述性分析；或是以某类价值系统为尺度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其不足之处浅而易见。而在国内，如胡伟先生所言，由于长期以来合法性理论被忽视，合法性问题没有得到体认，关于合法性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 为了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本文将韦伯等人的经验主义合法性认识范式与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认识范式结合起来作为理论前提，在社会转型的基本语境中，力求从宏观整体上把握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在逻辑和现实上的发展变化。笔者在文中指出，社会转型中政治合法性存在状态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嬗变，并通过对各类政权合法性现实构建中存在的压力和困境的分析，引导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最后，作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归结，本文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是维护与重建的统一。 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经过对历史上存在的合法性理论进行梳理，舍弃了古典规范主义者从某种绝对价值来评判政治合法性的认识范式，指出韦伯开创的经验主义认识范式使我们可以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观照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现实构建，而哈贝马斯的重建性认识范式在历史的视野中恢复了合法性与特定时代社会价值规范的联系，从而使我们可以在社会转型中宏观分析合法性存在状态变化的基本取向。这两种具有互补性的认识范式应是分析具体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前提。 第二部分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中，政治合法性的存在状态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这种嬗变的内在根据在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的趋动力否定着传统社会完全由政治力量实现社会整合的状态，政治合法性得以产生的文化领域开始改变了其从属于政治领域的状况。接着，论文概括了政治合法性存在状态现代嬗变的四个基本特点：（1）社会基础的主体化，即民众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觉醒使其在合法性生成中的主体性能量不断释放；（2）精神特质的理性化，即人们越来越用理性，而不是无条件 一1 一的信仰来决定是否对某一统治予以承认八3）实践形态的法理化，即人们开始普遍地接受法理这种形式在合法性实践中的特殊地位；（4）评价标准的世俗化，即社会出现了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来评价政治统治优劣的倾向，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政府的实际作为。 第三部分意在探讨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现实的构建情况。首先论文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合法性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源性压力和本国社会内部的内源性压力。然后，笔者总结归纳出在这双重压力下，几种类型政权合法性的现实构建状况。虽然无论传统君主政权、民主政权，还是威权主义政权都在尽可能地开发和汲取各种合法性资源促使自身合法化，但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政权，都极其尖锐地面临着合法性构建中的困境，由此而形成的合法性危机成为许多国家存在的严酷现实。 第四部分承接上文，探讨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政治合法性问题焦点的合法性危机，在此笔者首先概括了合法性危机的基本特征：（1）从单个政权来看，危机具有很强的敏感性；（2）从世界范围内看，危机具有普遍性八3）从表现形态上看，危机具有很强的爆发性；（4）从发生层面上看，危机具有深刻性。其次，论文主张社会转型中，政治合法性存在状态的现代婚变与合法性现实构建之间的矛盾冲突应是分析合法性危机成因的基本途径。具体来看，危机的成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理念的变迁；（2）社会期望膨胀和社会挫折感；（3）政治腐败；（4）政治统治的自我调适能力缺位。 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基于以上分析，论文认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政治合法性一方面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重建，一方面又存在着具体的维护过程。面对这双重任务，政治统治能否成功地构建自身的合法性，关键在于其能否适应合法性重建的时代要求，并通过开发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绩等技术性合法性资源来实现政治的动态平衡发展。 本文的新意在于：笔者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应从两个层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