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员干部的审查,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贯政策。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在党员的发展吸收、干部的选用等方面,做出了进行严格审查的程序性规定。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党员干部的审查工作一度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前后,由于军事形势的紧迫,正常的党员干部审查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审查政策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并持续推行,而且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了不同特点。在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党组织力量极其薄弱,并亟待恢复发展,此时的党员干部审查工作重点侧向于新吸收党员的审查和对一度失联、脱党分子的组织审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发出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组织在一年内扩大了数十倍,而党组织的纯洁性也急需重新巩固、加强。这一时期的审查工作着重于清理、清退不合格党员和混入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之下设立的干部科和各级社会部成为党员干部审查的主要机构。在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党员干部审查政策基本上处于平稳的常态。同时,党员干部的审查与保卫部门的锄奸、反特斗争交相进行。整风运动开始后,由于国民党特务活动愈发猖獗,加之整风初期根据地内文艺界掀起了一股自由主义思潮,使党对敌情的分析产生了过重的估计。因此,中共中央加强了党员干部审查的力度、扩大了范围,并将社会部设立为党员干部审查的主要领导机构。随着审查工作被推进到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党员干部审查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最终发展成为“抢救运动”。“抢救运动”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党员干部审查,通过非正常手段和方法进行审查,因此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得知“抢救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后,及时进行了“纠左”。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圆满结束,而党员干部的审查在总体上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大规模的审干运动也暂时告一段落。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审查的经验模式呈两种趋向,其正确趋向为以后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而其不正确趋向对党的组织生活甚至国家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其教训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