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外交策略是一种特殊的外交策略,是指一国通过使用包括武力威胁在内的非军事手段,促使对象国停止正在实施的行动,或撤销已经实施的行动。2002年伊朗秘密核设施的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安,美国拒绝就核问题与伊朗进行直接接触。直至2006年,美国政府才表明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意愿,伊朗核问题打开了政治解决空间。2001——2021年,美国政府在核问题上对伊朗主要实施强制性外交策略,但效果有限,伊朗在核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伊强制性外交策略的武力威胁手段有什么区别?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就伊朗核问题所实施的强制性外交策略效果有限的原因是什么?拜登政府的对伊强制性外交策略的趋势如何?论文在梳理学界关于影响强制性外交策略结果的变量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三位美国总统任内就伊朗核问题所实施的强制性外交策略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含两个维度的变量:一个维度为强制性外交策略的策略性因素,分别是武力威胁是否可信和是否给予敌手正面激励。第一个变量涉及对象国是否会发起武力回击、是否会服从以及强制国的成本——收益问题,第二个变量关系对象国是否会顺从强制国的要求的问题。其中,武力威胁的可置信程度除了受强制性外交策略的策略性因素的影响,还由国内外支持程度提供。国内支持程度主要包含两个变量,即国内民众和反对党的态度。国外支持程度主要是指其所接受的来自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另一个维度的变量为影响对象国反强制决心的环境性因素。这两个维度的变量共同决定强制性外交策略的有效性程度。论文从美伊互动的视角对强制性外交策略的效果进行评估。首先对三位美国总统任内的强制性外交策略的策略性因素进行探析。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分别是更迭伊朗政权、暂时冻结伊朗的核技术水平、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目标范围缩小。采用的手段具有综合性。其中,武力威胁工具由于国内外的各种不利条件而导致可信性被削弱。三位总统都提供了“胡萝卜”,只有奥巴马总统回应了伊朗的核心关切,从而与伊朗达成协议。其次,对影响伊朗反制决心的环境性因素进行探析。国内保守派力量相对上升削弱改革派的实力,从而使得哈塔米政府对美态度由缓和走向强硬。国内外的支持使得内贾德政府对美态度强硬。鲁哈尼政府时期,国内民意以及建设性互动外交政策为伊朗与国际社会达成协议形成了契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国内保守派力量的上升,以及同大国和周边友好国家或武装组织的合作降低外部制裁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得伊朗对美象征性强硬。目前拜登政府以“外交优先”的原则来处理伊朗核问题,其在不放弃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将继续利用多边安排来实现与伊朗的接触。论文认为,强制性外交策略出现了武力威胁可置信程度下降和政治妥协反复的趋势。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动造成了这种趋势。而伊朗则在经济困境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由于获得的国际支持有限,伊朗在外部压力下的生存基础主要是由国内提供的。论文认为,美国三位总统任内就核问题对伊施加的强制性外交策略具有“软硬兼施”的特点。“软”的正面激励未满足伊朗的核心诉求。在“硬”的强制性威胁手段中,经济制裁的地位上升,而武力威胁的可信性不断削弱。伊朗在外部打压下仍保持运转并进行反制,原因在于政体的安排提供了释放社会压力的空间;“抵抗型经济”保障了生存能力和地区军事优势。美国的强制性外交策略并未达到政治上的目标。大国协调框架下的合作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