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传统中国门牌制度，不难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门牌制度大量吸收了历史上多个时期门牌制度的相关要素和结构形式，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形成了自身的特有样式和确定内涵。研究表明，与以往任何时期一样，南京国民政府门牌制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制度，而是基层政权组织的衍生制度，但它又有其相对独立性，从其性质上说，应该属于政府对基层社会进行人口、户籍及治安管理的行政管理制度。通过对门牌制度的法令设计的梳理，发现，南京国民政府门牌制度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门牌制度都要完善。这表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努力地使门牌制度法制化，力图增强政府对“权力性资源”控制的权威性，然而，从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角度看，并没有超过清末新政的水平，南京国民政府门牌制度将传统门牌制度发展到极致状态，却未能跳出传统的窠臼。论及南京国民政府门牌制度与基层社会管理与控制的关系，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门牌制度确实在人口管理、治安管理及社会救济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争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历史贡献。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何种形式的门牌制度，都只是南京国民政府应对时局的仓猝之举，既缺乏推进制度建设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就无暇进行合乎现代发展的制度实验。这种缺少稳定性的行政管理制度，或许在某一个时段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取得一定的实效，发挥特殊的效能，亦不能掩盖其制度的根本缺陷和传统色彩，这就注定了其必然随着其母体政权共存亡的命运，可见，微观形态的南京国民政府门牌制度实际是宏观社会变迁的缩影。因此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门牌制度，是对传统中国门牌制度的一次历史性检视；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中国门牌制度的继承及其实施的历史过程，亦为今日基层社会的现代制度建设提供了历史的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