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如星罗棋布般浮现。然而,劳资纠纷也随着非公有制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呈递增趋势。工资集体协商是协商民主基层实践的一种形式,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把协商民主引入基层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广大劳工的利益需求,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民主管理,有利于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为了更好地认识非公有制企业中工资集体协商运行状况,进而通过研究成果为以后工资集体协商理性构建提供借鉴,笔者对该现象进行了研究。本研究以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场域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运用国内外典型案例、横向以及纵向对比来研究以工会为平台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理论上,通过协商形成的工资协议具有合法性,通过协商可以建立劳资双方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协商可以聚集劳方资本实现劳资平衡,通过协商可以防止劳方中“搭便车”现象的出现。实践上,宏观层面,借助工资集体协商可以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拉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微观层面,工资集体协商可以提高个人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促进社会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形成,最终实现社会的长期发展性。因而,笔者立足社会学理论,借助统计数据对工资集体协商在非公有制企业运行状况进行描述与分析,力图最大限度的发现工资集体协商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以便从社会关系视角实现工资集体协商理性构建。首先,笔者分析了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的三个发展阶段,以便我们厘清其发展脉络。其次,借助统计数据,阐述了企业工资单向决策机制引发的诸多问题,如工资普遍偏低、工资增长速度缓慢、工资分配不公；由工人“相对剥夺感”增强造成的企业紧张劳资关系以及现行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不利影响。最后,立足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立法先行,自上而下推行”的特色,在“自上而下”模式推动下简单介绍工资集体协商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整体发展状况。为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本研究选择了浙江温岭羊毛衫行业为案例,通过对其工资集体协商发展状况的描述与分析发现并总结出：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工资集体协商都势在必行,然而实践中存在着认识性、工会主体性以及制度性问题。此外,本研究选取了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的工资集体谈判进行比较：尽管中国工资集体协商不同于西方工资集体协商,但我们仍可汲取其理论与实践经验。其次,基于工资集体协商浙江温岭模式与国外模式的概述分析,为了更好的厘清其关系结构,笔者从工资、劳资关系的二重性以及劳资双方的信任与成本的嵌入性,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工会,场域视域下工资协议合法性以及公共领域的独立性等社会学视角,分析了其中的复杂关系结构。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工资集体协商的正义、平等、效率、合法、发展等多种特性。最后,在借鉴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工资集体协商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结合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面对着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冲突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的现实,劳资冲突的缓和必须借助于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则网络。为此,工资集体协商理性的构建应从认识性、工会独立性及代表性以及制度性建设三个方面着手。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协商理性的构建应适当转变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向选择,应从单一的“自上而下”推行模式逐渐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