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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的核心在于垄断优势，发达国家拥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优势是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先决条件。然而面对二战之后出现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型跨国直接投资现象，传统的投资理论并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新型的跨国直接投资方式主要包括:逆向投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水平投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交叉投资（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因此，用于阐述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机理的新兴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以及发展的IDP理论较好的解释了新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IDP理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该国净对外投资额将会呈现由负到正的转变。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撑引导下，中国FDI的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净对外投资额首次出现正值。根据邓宁的IDP投资理论，中国已经达到FDI发展的第四阶段，实现净对外投资额由负向正的转变。但是IDP理论对引进外资(IFDI)与对外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本文将立足于IDP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探究IFDI与OFDI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从而在外汇、储蓄“双溢出”的时代更好的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本文选取14个国家截面25年的时间序列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14个发展中国家包含4个“金砖”国家和10个“新钻”国家。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5年（1990-2014）。结合“两缺口”模型、引力模型、IDP理论原有模型建立新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引入东道国特征的回归和未引入东道国特征的简单回归，明确东道国特征存在的不足点并加以改进，从而保证发展中国家OFDI健康持续发展。在变量选取上，对比分析三个模型，设定10个控制变量和一个被解释变量。以期通过线性回归来确定各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 实证分析表明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越高、外资进入量越大、出口规模越大、汇率越低越能够带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市场规模越大、科技水平越高、市场关联度越广、人力资本越充裕、外贸依存度越高、国家风险指数越低越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通过吸收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减轻“挤出效应”，不断积累自身优势，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根据回归的结果给出中国发展OFDI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