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22年的对抗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中美两国政府都希望通过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来改善各自当时身处的国内外局面。对于美国尼克松政府来说，与中国改善关系，就短期而言，有利于在美国推行“越南化”政策、从“越战脱身”的同时，通过利用中国与苏联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防范其中任何一方乘机填补美国在远东地区留下的战略真空；就长远来说，则是在世界多极化势不可阻挡的背景下，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塑造，争取使未来出现的多极化格局对美国较为有利。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所以主张与美国和解，主要是在内有“文革”之乱、外有苏联之患的环境下，企图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就是实行“联美制苏”的战略。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存在改善关系的上述动力，但两国政府在缓和道路上却面临着一大堆障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两国当权者之间的猜忌防范之心，都不可能朝夕之间得以消除；二是中美长期敌对状态还造就了一批利益相关者，如聚拢在两国周围的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际政治势力，不少这类盟友因为自身利益的缘故，宁愿中美目前这种敌对的关系维持下去；三是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中美缓和损害的苏联，毫无疑问会利用自己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这一进程；四是两国当权者的政敌们可以利用两国民众之间的隔阂、盟国的不满、苏联的破坏以及当权者处置这些矛盾的失当，来削弱当权者的威信和权力，达到其为自身政治利益服务的目的。由此决定，缓和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上述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缓和进程不会一帆风顺。面对这些挑战，中美领导人都力求在缓和进程中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政治风险，同时推动国家利益的实现。为此，他们必须做到：一、避免缓和政策在国内被等同于无原则的妥协政策；二、避免缓和政策在各自阵营中被等同于对盟国的背叛政策：三、避免缓和政策被苏联人理解为建立反苏同盟的政策；四、避免缓和对象利用自己的缓和意愿，在缓和进程中牵着自己鼻子走。上述考虑，始终影响着中美双方领导人在寻求改善两国关系过程中的行为，支配着双方的互动方式、谈判重点以及为妥协设置的底线，从源头上塑造了日后中美关系“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基本特征。本文以近10年来美国方面陆续解密的相关政府外交档案为主要依据，以1969——1972年中美两国政府在缓和进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上述矛盾为中心议题，通过重点考察两国政府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第135、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等事件中的种种表现，以及各利益攸关方对于这些表现的种种反应，为深入理解中美缓和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中美关系的本质，提供些许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