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作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诗人和艺术家，其作品长久以来都备受关注。在中国，尤其在“五四”时期，众多知名作家、翻译家大量译介泰戈尔的作品，同时相关的研究和介绍其人其作的文章也频繁出现于报端，从而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泰戈尔热”的形成不仅让中国人民领略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字魅力，更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中国作家，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创立和成长。　　不少论文研究了泰戈尔及其作品的翻译、“泰戈尔热”的形成、泰戈尔对个别作家创作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多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着眼。　　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将翻译视为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该理论继承了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操纵学派的相关思想，认为翻译文学是目的语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其他各子系统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作用:翻译是受到目的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的操控的对原文的创造性改写。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不同的译者对泰戈尔的作品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的深层原因。　　由于泰戈尔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他的诗歌，所以该论文以“五四”时期泰戈尔的诗歌翻译为研究对象，选取了那个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兼翻译家，分析了他们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情况以及他们自身的文学创作。本文试图通过以上比较，分析不同翻译家对泰戈尔诗歌的改写的背后决定性因素。　　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均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即:翻译发生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以及翻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观。经研究发现，翻译过程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所操控，同时他们的改写又都与各自的文学创作理念密切相关，彼此的创作手法有相通之处，即翻译受到翻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求“五四”时期泰戈尔诗歌翻译的不同翻译策略的形成因素，分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以及翻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观对翻译这一改写活动所起的重要作用。希望能为泰戈尔诗歌翻译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