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书院学规，其重要地位在于它将书院的教育理念以文字符号固定下来，为推展该理念提供了可依凭的制度。《揭示》问世之后，受到了后世学者的推崇。《揭示》不仅对我国书院和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揭示》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本文以《揭示》为研究对象，试图将其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综合考察政治、社会、文化等因子与《揭示》的互动关系，了解其教育理念的形成过程，把握其精神实质，揭示其传播途径，考察其历史影响，从而对《揭示》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通过研究，本文认为：　　《揭示》的制定不仅是出自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需要，也是对佛教盛行以及官学教育弊病丛生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同时也是朱熹自身理学思想成熟的结晶。《揭示》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反映，它遵循了“孔门之遗意，先王之教法”，其提出的“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是古圣先贤修己安人方法之精髓，也是圣人修身工夫及内容的记录，为学子完善自我，通往圣人之境指明了方法和途径。　　与当时以严厉的惩罚去规约生徒的官学学规相比，《揭示》强调“劝谕性”，侧重于正向引导；与重实际、务实效的胡瑗学规相比，《揭示》具有浓厚的“道德性”；与吕祖谦注重行为规范的学规相比，《揭示》以简御繁，侧重于“事其心”的个人内在修养；与陆象山侧重于“尊德性”的学规相比，《揭示》侧重于“道问学”。　　《揭示》问世之后，在朱熹及其门人的大力推动下，先是在民间得到了广泛传播，宋理宗时期，理学的官方地位得以确立，理学与政治的结合加速了《揭示》在社会中的传播。伴随着理学东传，《揭示》也被引入朝鲜、日本，并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揭示》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体系，几乎概括了孔孟以来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要旨，其实质就是一种规范性主张。后世学者制定学规时，一以《揭示》为准，论学必本于圣贤，教学必主于彝伦，充分表明《揭示》的教育规范意蕴。《揭示》在被传衍的过程中对于引导个人行为规范，促进社会伦理规范，匡正科举利禄之学，确立教育价值导向方面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当前的教育也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