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一个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成长是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企业成长是企业经营者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相关政策制定者所努力的方向。对于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经济学者们的倾心关注，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以及后来的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成长的生命周期理论等。对于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可谓不胜枚举，企业成长问题已成为众多经济学者们广泛研究的对象，涉及到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交叉学科。虽然研究者已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发展和创新也日新月异，时至至今，企业成长问题仍然是经济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论文在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的研究框架下探究了我国工业企业成长规律并定量考察了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因素，分析了我国工业部门的企业成长问题。总体来看论文主要研究了两大问题，一是对我国工业企业规模与成长规律的探究;二是对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成长因素的考量。论文的研究始于1998年一直延续至2010年，这一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增长迅猛、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剧。因此，深入探究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工业企业成长的路径，全面剖析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因素，对于我国工业企业成长乃至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基于分布规律视角下的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理论等等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既探究了企业规模与成长的规律性，也分析了影响企业成长的各种因素。其中，基于分布规律视角下的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理论——Gibrat定律，把企业规模与成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成为产业组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Gibrat定律不仅刻画了企业成长的动态演进过程，也为实证研究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与诸多因素相关，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论文以马克思的企业成长多因素论为根本，基于分布规律视角下的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的研究框架对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论文分别从总体层面和个体层面探究了我国工业企业成长规律，并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各种因素，其中个体层面分别从企业生产率、研发投入与融资约束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论文不仅考察了影响企业成长的内部因素，同时也考察了影响企业成长的外部因素。具体来说，主要考察的内部因素包括企业的规模、年龄、盈利能力、产权特征、资本结构、生产率、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等内部因素;主要考察的外部因素包括区位因素、行业特征、市场结构、经济增长、出口需求等因素。　　第一，从总体层面上的分析。论文从总体层面上利用我国工业行业层面的数据实证研究了2003-2010年我国工业企业规模与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成长与其规模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两部门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由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两部门之间企业规模对其成长率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其中轻工业企业规模对其成长的影响效应略高于重工业企业规模对其成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测算我国工业部门的物质资本份额、人力资本份额和劳动力份额，我们发现我国工业企业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观，较高的物质资本份额连同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要求的人力资本份额的提高，使得我国工业部门所容纳的劳动力份额偏低。依据以上结果，我们认为我国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张制约着我国工业企业的成长，降低物质资本份额，提高人力资本份额和人力资本利用率可以减少我国工业企业规模对其成长率的负面影响。　　第二，生产率视角。从生产率视角对1998-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TFP、规模与成长关系的研究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成长并不遵循Gibrat定律，企业规模对其成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生产率TFP对企业成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研究结果还发现，企业TFP、规模与年龄等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我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促进我国工业企业成长的政策取向应投向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上而非在企业的规模上，在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工业企业的自身特点、产权特征、地区差异以及出口需求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成长影响的不同效应。　　第三，研发投入视角。从研发投入视角利用2005-2007年我国制造业2万多家企业数据，采用面板数据Ⅳ-2SLS方法克服R&D内生性问题检验了Gibrat定律，并实证分析了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R&D投入规模和R&D投入强度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与成长之间并不遵循Gibrat定律，企业成长具有“规模依赖”;(2)R&D投入规模和R&D投入强度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成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不考虑R&D的内生性，用OLS估计的结果均低估R&D投入规模和R&D投入强度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而考虑R&D的内生性，用Ⅳ-2SLS方法估计可以改善R&D投入规模和R&D投入强度对企业成长影响的低估。此外，我们还特别探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成长影响的不同效应。此研究结果为加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成长提供了经验证据，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行为特征。　　第四，融资约束视角。关于企业规模分布的“融资约束”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融资约束会制约企业成长，从而影响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基于2000-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分布存在“年龄依赖”和“规模依赖”，并非完全遵循Gibrat定律;融资约束制约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成长，尤其显著影响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的成长率;从总体上看，融资约束并不能决定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然而融资约束却显著影响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规模分布。此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我国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与我国企业规模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建立高度发达、信息透明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削减企业融资约束，特别是减缓我国制造业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健康成长，也有利于促使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