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文论题,“马克思的哲学观”既不同于对马克思哲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马克思哲学观”,也不同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这一论题所标示的,乃是马克思本人对于哲学的主题、方法、功能、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哲学家的社会形象等一系列元哲学问题的解答。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考察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哲学本身的思考,揭示他“做哲学”的方式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探讨他对“哲学”态度的变化与他的哲学创造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为我们反思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个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切入点。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在对传统哲学观的反思和超越中产生的。在传统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到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背后去把握某种具有统一性和恒定性的原则或尺度,即“绝对真理”。由于绝对真理所具有的超验性、自足性、超时空性和神圣性,传统哲学观势必要将哲学的方法规定为抽象思辨,将哲学的形式规定为知识体系；它相信,只有哲学才能够为整个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作为传统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更是通过将绝对真理主体化、动态化,使传统哲学观获得了最为充分和完善的表达。具体来说,黑格尔的哲学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哲学是认知着的真理,哲学是自由的科学,哲学是具体统一的总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思维和认识。它们共同表明,黑格尔已经重建起了哲学与现实的本质联系。毫无疑问,这种经黑格尔改造的传统哲学观构成了当时启蒙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也正是由此开始认识哲学、了解哲学的。在其最早期的思想探索中,马克思经历了由尝试建构法哲学体系到“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他思考哲学本身的基本立足点。在其哲学观的理性主义阶段,马克思将哲学视为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最有力的理论武器,突出了哲学所具有的自由精神。然而,他并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那样片面强调哲学对于世俗世界的批判,而是将哲学本身也作为批判的对象,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因此,马克思认为,哲学完全有必要走向公众。而他所希望的便是通过哲学的批判使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国家的“自由理性”。在随后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进一步赋予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以人的解放的意义,并且为哲学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力量。不过,直到此时,他所理解的哲学仍然是与统摄一切的普遍理性直接相关的,并未真正超出黑格尔主义的限度。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的哲学观迎来了一个转变的契机。他向马克思表明,新哲学必须按照现实的“人”的方式来进行思想。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不仅认清了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的虚幻性,将传统哲学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还在扬弃异化的意义上思考了新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其人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的哲学观仍未完全摆脱非现实的先验设定。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了被费尔巴哈所忽视的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哲学与现实的干预活动的关系问题。随着实践观点的确立,马克思的哲学观进入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阶段。在他看来,哲学只有借助实践的观点变革自身的思维方式、转换自身的立脚点,才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的一个观念环节。又由于实践的观点还原了人在一定时间向度内的自我创生,因而哲学也就具有了历史的视域,即一种从现实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形态出发透视一切的原则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将哲学转化为了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然,作为历史观的哲学只具有一种“改变世界”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要将哲学真正导向发挥其革命性作用的现实道路,就必须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使哲学的批判精神和主体向度体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之中。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为哲学所确立的最终形象。以上三个阶段表明,马克思的哲学观的逻辑进程是一个不断超越并扬弃传统哲学观的过程。通过否弃绝对真理,反对抽象思辨,破除知识体系和颠覆神圣形象,马克思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哲学观对于哲学本身的种种设定。因此,他的哲学观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观。同样地,马克思的哲学观的这种现代性也体现在他对一系列元哲学问题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之中。而这些“变中之不变”的内容也就构成了他的哲学观的基本原则：其一,哲学的基础在于社会历史现实；其二哲学的主题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其三,哲学的功能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先导；其四,哲学家的形象在于现实变革运动的参与者和反思者。不可否认,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也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对于传统哲学观的超越。例如,他们主张限制哲学的职能和范围、改变哲学中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消除哲学中理性的独断,甚至提出了“哲学的终结”的要求。因此,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哲学观的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到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本质特征：一是从根本上抛弃哲学的独立性外观,二是将哲学的改造与现实世界的改造结合起来。本文还力图证明,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与他的哲学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观和哲学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内在而又互为前提的缠绕关系,而这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也是成立的：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在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以其哲学观的更新为标志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更新又必然以其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为前提。不论是宗教政治批判、异化劳动理论,还是唯物史观,都证明了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其哲学在互动中的共同发展。至于那种否认马克思实现了自己的哲学观的观点,则是由于没能正确理解哲学对具体经验现实的开放。于是,基于哲学观的理论视角,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其一,以历史生成论取代本体还原论,打破了人与自然界的既定形象；其二,以开放的理论视野取代封闭的话语体系,倾听来自实践的呼声；其三,以人的生活世界取代思辨的理性王国,探求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其四,以现实的社会实践取代思维中的理性批判,走向“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他本人的哲学创造活动,而且也始终启发和引导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本身的思考,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为强调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因此,他确立了通过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来推进哲学的现实化的思路,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哲学”与一般性规律的直接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将哲学视为一种历史辩证法,例如,卢森堡和列宁就分别考察了辩证法所应有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突出了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主张以哲学为武器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他们相信,哲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哲学所担负的革命任务和社会功能丝毫不亚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变革；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观,则经历了一个由强调哲学的认识论意义到恢复哲学的本体论意义的变化轨迹。进一步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还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原则,规范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克服教条主义,向时代问题开放;突破西方中心论,向各国具体实际开放；消除“无我”状态,向哲学家个人的生活开放。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马克思的哲学观更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向我们表明,只要以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为方向,以强化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联系为路径,以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为目标,以参与意识形态斗争为己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一定能够走出非现实化的困境,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精神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