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叙述是一个已经持续了百余年的重要政治文化现象,关于辛亥革命的许多“常识”都深深地打上了政治和时代的烙印。本文以民国时期的武昌起义叙述这一个案为例,对这一时期的辛亥革命叙述作多角度的历史考察,尤其注重对历史叙述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的考察。常见的辛亥革命史著述大都从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开始叙事,而“辛亥革命”一词则源于清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这次新军暴动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革命洪流,并最终导致了民国的建立和帝制的终结,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也是任何辛亥革命史著都不能忽略的事件。但是,在各类辛亥革命叙述中,武昌起义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与其意义对等的对待。尤其是在民国中后期由国民党主导的革命史和党史编纂中,武昌起义的地位极其尴尬。这种尴尬主要源于武昌起义与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等的复杂关系。具体来说,作为辛亥革命发端的武昌起义,酝酿于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的同盟会革命低潮时期,由当地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而非同盟会)所领导的湖北新军所发动,有着自身比较长期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虽然有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参与,但是当时严重涣散的同盟会对武昌起义的影响仍然主要是外部的、间接的；孙中山本人对武昌起义的直接影响更是微弱,长江流域直到起义爆发之际还处在他的战略视野之外。武昌起义的发生和此后中国政局的变动反映了当时的革命团体尤其是同盟会在组织上的弱点和领导力的欠缺,也折射了革命领导人之间在革命战略等方面的分歧,这与主政全国之后国民党极力塑造和宣扬的孙中山先知先觉的神圣形象以及对国民党作为兴中会以来一脉相承的革命党的合法性建构不相符合,革命史中的武昌起义如何叙述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辛亥革命之后,武昌起义叙述一度受到湖北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但更大的影响则来自外部。二次革命后,中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意识到到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建构一套能够统一党员思想、坚定党员信仰、增进党内团结的一元革命史叙述的重要性,故在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学说基础上亲自撰写自传体“革命缘起”和“中国革命史”,建构了一套以自己为中心,以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史事为主线的辛亥革命叙述和解释模式,并将兴中会、同盟会以外的革命史事较广泛地整合到了这一叙述话语体系中,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影响被明显突出和夸大。在这一叙述努力中,孙中山运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最大程度上弥合了自己和同盟会与武昌起义之间的裂痕、“错位”,初步建构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武昌起义的话语,为后来国民党的武昌起义正统叙述奠定了基调。1927年后,国民党人充分运用所掌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资源,通过编纂党史、革命史,改订历史教科书,举行纪念活动,兴建纪念设施等方式,有意建构和广泛传播了以孙中山为中心,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为主线的国民党正统叙述,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主导了民国时期的革命史叙述。在这一叙述中,关于武昌起义的部分在叙事的结构、内容的详略、事实的偏全、人物的拣择、语言的修辞、评价的高下等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限定,与官方叙述相异的各种叙述受到了排斥甚至打压,武汉革命史被边缘化,极大地影响了世人(包括一些武汉革命人士)对于武昌起义的认知、理解和叙述。但是,官方对革命史的垄断并没有完全实现改造历史以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目的。许多不满于国民党一元革命史“神话”的人士,尤其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首义”人士,也一直在做着另类武昌起义叙述的各种努力,代表所属的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突破着国民党正统叙述的藩篱,维持了武昌起义史多元叙述的格局。民国时期的武昌起义叙述,作为辛亥革命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地反映了现实政治与历史叙述的复杂关系,成为反观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特征和演变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