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中古汉语[+完成]语义的共时呈现及其表达方式的历史演变。站在中古时期这一历史断面，本文采取泛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从意义到形式的方式，从接口中观察词汇、语法在功能语义场中的互动关系。　　在泛时研究中，本文首先从话语中鉴别表达[+完成]语义的各种方式，然后探讨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达方式下蕴藏的运作体系。在历时研究中则主要探讨中古汉语体系内部成员的演变动因、机制以及语言的系统性。　　文章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　　一、中古时期汉语[+完成]语义的表现形式和表达体系。从动词论元投射的角度看，[+完成]语义的表达方式有:(1)词汇层面，谓词中的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2)小句层面:(a)副词性成分，如时间副词“曾”、“尝”、“既”、“已”;(b)数量成分，包括名量成分和动量成分;(c)被动式;(d)处置式;(e)连动式。从动词中枢来看，中古汉语的[+完成]语义分为四级表达层次，即核心动词、动相、动后成分、动前成分，它们可以组成三级表达体系，即“时制标记+中心情状+体貌标记”。　　二、汉语体标记产生的动因和机制。由于语义演变的单向性，显性范畴在连动式中经历了语法化，从而导致了语义标记的产生。跨语言的比较表明，[+完成]语义标记的诞生受制于事件类型的有界性。而中古时期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中的“已”具有截然不同的属性，前者是汉语本身的发展，后者则是异质语言远程传播的结果。　　三、历时演变中[+完成]语义特征的转换。上古汉语的使成类型可以分为词汇型使成、综合型使成、迂说型使成以及基于构式的使成。中古汉语的“斩”类词从表示[+动作]到可以表示[+结果]是语用诱导所致;“杀”类词因为语义“撕裂”从表示[动作+结果]语义到[+动作]和[+结果]语义的分离，这一语义变化受制于概念结构类型及其组合;“败”类词则是由于语音磨损导致了语义的消解，使得“败1”与“败2”合流;“哭”类动结式，如“哭城颓”的形成则是因为构式的影响。它们都和语义类型从综合型向分析型转变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四、[+完成]语义标记的演进对汉语语序的影响。从焦点理论出发，在“最小对立对儿”中鉴别工具介词的位置意义，本文认为工具介词词组的前移和[+完成]语义标记的演进密切相关;同时，[+完成]语义标记的演进也诱发了动量词组的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