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是变革中的证据失权制度。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制度主要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是从无到有的变革，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将我国证据提出方式改为了“证据限时提出主义”；二是从刚性到柔性的变革，2012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对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做出了修订，从过去的严格失权修改为多选择化的柔性证据失权制度。本文致力于探寻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为何陷入了一个“超前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的怪圈。本文从证据失权的基本理论出发，主要分析了证据失权制度两次变革的司法背景和社会原因，认为证据失权制度的柔性化处理存在着过于追求司法社会效果的倾向，同时柔性的处理也会对证据失权制度的长远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应当才是该制度的应然状态。文章最后提出证据失权制度的完善途径着力于相关辅助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本文的写作方法包括对比、引用、数据分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