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吏制属于西夏官制的一部分,源于西夏立国前唐代定难军节度使幕僚官制。西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其吏制在形成过程中对同时期的宋、辽等朝的政治制度多有借鉴,创建中与党项族部族首领制相互融合,形成了西夏独特的吏制系统。从仁孝时期修订的西夏法典《天盛革故鼎新律令》中提及的吏职设置和管理情况可以看出西夏存在吏制系统。西夏吏制至西夏中后期时已发展成熟,一直延续到西夏被蒙古攻灭。其影响延续到西夏灭亡后,尤其是在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元代的职官制度中有所遗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世汉文文献对西夏的职官情况记载不多,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和其他史籍文献及出土考古材料的研究,可以管窥西夏吏制概况。本文依据《天盛律令》的新译本对西夏吏制做一综合研究。通过比较各朝的吏之内涵对西夏吏职进行界定,考证西夏吏制源流及各职司吏职的设置概况。从职掌属性出发,讨论部分西夏吏职,可以将西夏吏职大致分为三类:文书吏职、驱使吏职、技术吏职,并对这三种不同职能的吏职进行一些归纳和讨论研究。根据这种分类方式,考证西夏各部门吏职的具体职能和派遣人数,通过对各职司吏职工作内容和派遣人数的探讨,可以看出西夏中后期设置的吏职在西夏各职司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负责处理各部门的文书工作及供各部门官员驱使差遣,特点之一是“在官供事”,人数众多的吏员是西夏各项制度能够成功运行的具体支撑者。西夏中后期对吏职的管理已经较为完备,具体内容包括吏职的选任、考核、迁转、奖惩、俸禄等诸多方面,通过对西夏吏职的管理情况进行研究,从制度层面出发,反映出西夏吏制发展的延续性。西夏的少数民族属性赋予了西夏吏制明显的民族色彩,在用人上不拘一格,番汉杂糅,但仍旧能够体现出“番人为大”的用人特色,充分展现出西夏少数民族政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