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随父母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进入父母务工所在地公立学校读书的比例就已经达到80%。因此,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讨论,随着时代发展,从就读于不同性质学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学习成绩比较,转移到了在公立学校就读的适应性和学校资源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影响领域。尽管农民工子女随迁就读的入学问题得到了改善,但由于异地中考和异地高考政策尚未得到进一步完善,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并不能完全享有和城市同龄人相媲美的教育资源,大部分农民工子女依然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此政策背景下考察家庭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的培养,无论对农民工子女本身、农民工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农民工子女的认知能力培养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原生家庭中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学校教育的有意识培养。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种类归根结底是家庭选择的结果。因此本文在构建全文研究框架时,把学校作为家庭资本的一部分纳入模型进行分析。通过深入探讨父母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自身资本建构的路径,找出家庭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的作用规律。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农民工子女由于原生家庭原因所造成的认知能力差异,以及学校资源对家庭资本是否存在弥补或者替代作用。从而为今后政策制定、社会力量介入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本文以经典的布迪厄家庭资本理论作为指导理论,通过数据模型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培养路径和培养结果的分析,检验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布迪厄经典家庭资本理论在中国农民工群体具体场域中的运用结果。不同场域中,家庭资本理论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尽相同,寻求农民工家庭场域中家庭资本理论发挥作用的机制是本文的理论创新。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出家庭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的作用规律,为制定一系列措施促进农民工子女成人成才提供借鉴,是本文的实践创新。布迪厄家庭资本理论认为:家庭资源对子女的教育具有决定性作用。原生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是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种方式发挥作用。三种资本可以相互发生转化,文化资本是三种资本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资本。科尔曼报告提炼出来的理论与布迪厄家庭资本理论相辅相成;它认为家庭资源从根本上决定着子女的学习表现。资本雄厚的家庭,即便在师资很差的学校读书,也能取得好的成绩,家庭资本弥补了学校资源的不足。与之相反,家庭资源匮乏的家庭其子女的学习成绩则很大部分由学校资源决定,学校资源弥补了家庭资源的不足。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研究家庭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在CEP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年度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家庭访谈,从家庭资本（包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以及学校质量两个层面,分析家庭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作用的路径和因素;进一步探讨在农民工子女成长过程中,学校资源能否成为家庭资本缺失的重要补充。经过分析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在塑造农民工子女自身文化资本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学校性质和学校排名等资源并不能越过家庭,培养农民工子女良好的文化习惯和文化行为。在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培养方面,家庭文化资本、农民工子女自身文化资本都发挥着显著作用,优质教学资源会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提升,成为匮乏文化资本的农民工家庭资本的重要补充。在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中,设置了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闭合网络、子女就读学校质量三组变量。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影响最大的是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变量,具体包括兄弟姐妹数量、家庭内部亲子交流活动、父母教育期望。学校性质和学校在本地排名两个变量,只有学校在本地排名变量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影响方面的分析得分具有微弱促进作用。说明在家庭社会资本和学校资源的博弈中,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相比之下,学校资源因素的作用力则比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家庭经济资本能够直接提升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在家庭经济宽裕的情况下,父母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子女的学习上,更愿意为了提升子女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进行经济投资。家庭经济资本对因变量发挥作用的两条间接路径中,经由家庭文化资本隐变量的间接作用并不显著,仅通过家庭社会资本变量发挥间接影响作用。这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不仅直接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培养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还通过家庭社会资本发挥显著的间接作用。也再次证明,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质量的自选择过程,以及优质学校资源对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总的来说,学校资源确实起到了弥补家庭资本缺失,助推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提升的作用。享有优质教学质量的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显著高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同类群体。但在相同学校环境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家庭背景仍是拉大认知能力差距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就读学校选择,都可以追溯到农民工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学历差异,表面上看是人力资本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职业地位差距。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不同学历人群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模式差异。本研究重点依然在家庭资源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影响的研究框架内,下一步研究应更多地向家庭外环境延伸。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农民工子女的适应性问题,公立学校与农民工家庭沟通网络的建构与作用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把农民工子女认知能力培养作为公共事务来考量,不仅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改善农民工子女随迁就读的问题,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更需要鼓励社会各界力量的介入,促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