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道教研究领域内,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道教与中国封建王权的关系,目的在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圣性”的道教与“世俗性”的王权彼此之间历史交流的特点和规律,尤其希望弄清,道教的历史生成和发展与占统治地位的“世俗性”封建王权之间互动的整体性特点特征。本文以历时态的历史研究法为经,以文献研究法为纬,以《道藏》和《二十五史》等历史文献为主要材料,以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特别注意“整体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实践。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道教与王权的交流,主要以文化和政治的对立或认同展开。其范式大致可以归纳为:　　 东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平经》开启了原始道教与王权交流的渊源,原始道教五斗米道、太平道等与王权政治对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与王权形成文化认同,政治接近的态势。　　 隋唐时期:道教与王权发展到政治认同,在文化方面,道教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一极。　　 宋朝时期:道教与王权在文化与政治方面达到相互认同的巅峰,道教与王道实现合一。　　 元朝时期:道教与王权之间,成吉思汗时期,道教在政治方面认同元朝王权,在文化认同方面双方则不太协调,元统一后,王权在政治方面排斥道教,在文化方面允许其合法存在。　　 明朝时期:王权在文化方面承认道教的合理性,在政治方面则加以排斥。　　 清朝时期:王权则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双向排斥打击道教,道教实际上已被王权遗弃。　　 道教与王权之间,有一个从“政治文化隔膜对立”,到“政治文化认同接近”,继而双方达到“政治文化合一”,再到“道教在政治文化上依附王权”,最后形成“王权遗弃道教”的相互关系发展历史过程,可简化成“独立——合作——依附——遗弃”的模式。　　 根据对道教与王权交流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王权至上与儒释道三足鼎立相结合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基本构成中,道教为王权提供“神圣性”价值和王权为道教提供“合法性”允诺是双方各种关系的基础,道教与王权的交流,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神圣”与“世俗”、“王道”与“神道”、“民间”与“朝廷”、“文化正统”与“宗教异端”等方面的交流,由于君权至上性一直存在,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俗关系中,王权的世俗权威一直处于决定者的地位,道教长期处于依从地位,大致表现为原始道教与王权的“对抗”,神仙道教与王权“合作”,“道教依附王权”,最后道教被王权“遗弃”的历史过程。　　 道教与王权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方面多维度的蕴涵,“合法性”与“神圣性”是道教和王权之间的核心关系,围绕这一核心关系,双方之间生成了特定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本研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世俗性”具有历史的一贯性。在哲学上体现为“天人合一”观,强调“人”对“天”(自然、社会环境、神等)的主动协调；在政治上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制度；在社会文化方面表现为“世俗性”与“神圣化”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长期共存,相互渗透。可以肯定,“世俗性”的社会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流,“世俗性”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主要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世俗性”文化起着支配性主要作用,世俗王权更具有赋予“神圣性”文化以“合法性”的权威。“神圣性”宗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与世俗性文化长期和平共处和相互渗透,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道教(包括佛教)文化长期以“民间化”方式存在,主要体现为一种“民俗性”的社会文化样态,无力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资源,更无力为社会进步提供动力资源,道教(包括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生活中实际上主要处于边缘化状态,中国社会不存在宗教文化的“世俗化”的历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