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蛰与朱光潜、宗白华并称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的三大奠基人，但长期以来邓先生研究中国书画理论的精湛成果却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中西方文论大融合的今天，如何真正坚持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如何做到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实现“为中华文化、为中国古代文论争口气”的目的，对此，邓先生学术思想中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他从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实际出发形成的“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都能够为当代美学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邓以蛰的生平和研究他美学思想的必要性。邓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良好的艺术氛围培养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十余年的国外游历使他接触了西方的美学思想，为日后勾连中西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分散性，使得邓先生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很值得今天的学人深入理解、效法。其次，本文划分邓先生的美学思想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指新文化运动初期，邓以蛰积极投身于新思想的启蒙工作，提出艺术与民众的生命活动相联、理想化的艺术是“为民众的艺术”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观点。邓先生后期的美学思想是其理论的主体部分，一方面包括对书体发展历史的梳理，和对不同书体中体现出的美学规律的总结。他认为书体的创制及演变并非某个人的独创，而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书体演化遵循“八分法”，即是在原有书体的法度上进行创新的积累，逐渐突破而达到质变，形成新书体。另一方面，他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最初夏商周三代原始的图案画；第二阶段是魏晋六朝唐初，以追求生动和神的表现为主的人物画；第三个阶段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山水画，是以意境为最高的审美追求的漫长的艺术实践过程。国画的基本工具是线纹，其形式由琴弦游丝描，发展为莼菜兰叶描；其艺术作用从界定轮廓走向渲染立体、传情达意的成熟境界。总的来说，书画艺术经历了三代“形体一致”时期，秦汉“形体分化”时期，六朝至唐初的“净形”时期，唐宋元明“形意交化”时期四个历史阶段，书画艺术的内在逻辑是由“生动”发展到“神”，经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