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中，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经验研究往往无法支持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成立的假设。20世纪7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初，人们对于浮动汇率制寄予厚望，认为浮动汇率制可以使各国的汇率水平达到均衡水平，从而促进贸易的发展。然而，汇率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表现出了相当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各主要贸易国的国际收支对于汇率变动的反应并不如预期地那么迅速而有效，这一现象引发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这一“调整之谜”。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于“调整之谜”的解释促成了汇率传递研究的兴起。　　随着理论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演变，人们对于汇率传递的关注重心也发生了多次转移。早期人们对于汇率传递问题的关注主要从产业特征（如市场结构、竞争特征）的角度分析导致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影响因素。之后，人们对于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逐渐达成共识，在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衡量时，人们发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汇率传递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因此试图解释汇率传递率出现下降的原因。整体而言，这类研究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在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通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进行的分析，即视汇率变动为外生给定。　　ObstfeldandRogoff(1995)将名义粘性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到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提出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使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具备了完善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也为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ObstfeldandRogoff(1995)所构建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基准模型中，一价定律是成立的，即汇率是完全传递的。在该基准模型基础上，后来许多研究者从名义粘性设定、定价货币选择、企业因市定价(Pricing-to-Market，PTM)行为、引入分销部门、非贸易商品和进口中间投入品，以及可变的需求弹性设定等方面放松了一价定律成立假设，使得汇率变动对于贸易品价格和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在汇率不完全传递假设下，由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明晰的福利分析框架，人们分别对汇率的波动性、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与国际协调、最优货币政策制定、最优汇率制度选择、国际收支平衡和贸易条件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综合比较国内外对于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发现，国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也较为深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而且由于国内对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关注并不太多，因此目前国内研究仍然较多地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人民币汇率传递问题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边际成本的衡量和测度问题。国内研究通常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或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生产厂商边际成本的替代指标，但是这样可能会造成汇率传递率衡量的偏误。因此，本文参考Knetter(1989)的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方法试图规避边际成本的衡量问题。通过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向美国、欧元区（12国）、日本和韩国四个国家（地区）在HS2位码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发现，中国出口厂商普遍存在着因市定价行为，因而导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　　目前国内采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方法对人民币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着自身所特有的经济结构，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加工贸易的人民币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需要在模型中考虑中间投入品的模型设定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包含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市场、垄断竞争的中间投入品市场的小国模型，并假设中间投入品厂商选择Calvo方式设定其价格，在定价货币选择上综合考虑当地货币定价和生产者货币定价。在一个简化模型中，通过构建的数理模型证明，本期汇率变动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外国中间投入品出口厂商实行生产者货币定价的比例，以及对于汇率变动的预期和滞后一期汇率变动对本期价格水平都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