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基本被认为长期存在着“城乡连续一体”。“城”与“乡”虽然一直存在着实质和象征上的差异,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无对立。自晚清开始,“城”变化越来越多,并成为了社会的主导。以科举制度的废除与《城镇乡自治章程》的制定为代表,城乡之间的流动逐渐终止,城乡关系开始出现了制度上的变化。到民国以后,随着通都大邑的逐渐凸显,“城乡不平”的问题开始为时人所关注。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期,虽然各地状况有不小差异,但就整个国家范围大致而言,民国前期的乡村社会并未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大体维持着相对稳定的节奏。对于想要“运动”乡村的读书人而言,这正是令其烦恼的乡村“不动”的那一面。　　与此同时,“农村”的形象却在社会思潮的激荡之下发生着变化。传统的乡村作为远离政治权力与商业喧嚣的场所,是士人心中最后理想的归处。20世纪初年流行的“新村”观念,一方面来自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隐逸传统的回响。章士钊在20年代提出的“农国论”,试图在工业化的“世界潮流”中为中国重新确定一条“以农立国”的道路。对于读书人来说,此时的“乡村”大体能够保持着相对正面的吸引力,但所谓的“新村”也已经明显的指向了那不尽人意,亟需改造的“旧村”;中国能否还能“以农立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意识到与乡村的隔膜,“到乡村去”的口号最可体现二者的疏离。　　到乡村去的读书人带着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描述了一个日趋负面化的乡村形象。平教会所谓的“愚贫弱私”最可作为此种认识的代表。乡村逐渐成为了一个闭塞,落后,贫困和愚昧的场所,乡村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都被认为处于“崩溃”之中。传统中保持着正面形象的乡村到了此时经历着一种同情性质的污名化。在时人描述的农村形象中,实际转移来了一个以城市为方向的现代国家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这样一种“农村破产”的认知因应着时人对于整个国家状况的失望,但同时也明确的体现着一种城市的视角。实际上“农村破产”最早被注意到也正是来自于最可以代表“现代”的上海金融界。这种“上海视角”对应着当时以江南、华北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研究,都体现着从发达地区打量和理解不发达地区的思路;最终在整个社会中构建出一个出问题也成问题的乡村,并为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分享。不少读书人和社会团体都投入到了“救济农村”的工作之中,尤其以国民政府在1933年成立农复会为这一努力的象征性标志。曾经以“不入城”为其标榜的读书人重新回到乡村去实施“救济”或者“复兴”工作,具体而醒目的彰显着他们的认同完全的转移到城市以后与乡村那渐行渐远,无可回转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