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区域政策不断演进,形成“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内陆省会开放城市——保税区——中西部地区”这样一个区域开放路(?)。外商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高速增长,从1979年的0.3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835.2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3.71%。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极不均匀的程度不断减弱,区位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9649下降到2006年的0.7354,年均下降1.35%。尽管如此,外商投资企业集中在东部地区扩散,虽然中西部地区积极转变观念,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实施与东部地区相同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外资,外商投资企业向西部地区扩散程度仍旧低。1979-2006年间把东部地区当作一个地区的全国基尼系数下降速度仅为0.27%,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下降速度。在1993-2006年间,尽管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下降,但东部地区当作一个地区的全国基尼系数仍是上升,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集聚于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更快,制造业集中在东部,且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设备不断增多,固定成本显著提高,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不断增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伴随着我国交通运输设施的不断改善,运输成本不断下降,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这将使新进入的制造厂商生产区位的决定取决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并将集中于原有厂商的生产区位。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较早,1993年前的外资企业集聚于东部,这直接导致新进入外资企业集中流向东部。以1999——2006年我国28个省份数据为样本,分别对总体样本、分时段样本和分地区样本,采用多个集聚效应变量逐个替换,依次进行面板回归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外商投资的集聚效应在我国省份之间作用明显。外商投资水平、市场大小(GDP)、工业化水平共同构成了外资集聚的因素,吸引着FDI的流入。其中,外商投资水平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效应最强,并使得我国FDI区位分布不平衡的格局难以改变。分时段回归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的集聚效应发生动态演变,即随着某一省份外资的逐年增加,外资存量的不断扩大,将使得集聚效应越来越大。分地区回归表明,存量外资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在东部各省之间发挥的作用更大,而流量外资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则在中西部地区效果更明显。住房价格作为经济扩散力量效果初步显现。分时段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住房价格与外商投资负相关,赫尔普曼的结论得到了验证。以1999——2006年我国192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所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外商投资的集聚效应在我国城市之间作用明显,外商投资水平、基础设施、市场大小、工业化水平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外资集聚效应在城市层面发挥作用的条件,但与省级面板数据回归的结论不同,城市层面不存在集聚经济对外资区位分布的影响逐步变大的现象。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在我国东部地区选择投资城市时,比在中西部地区更依赖于原有外资企业，东部地区流量外资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比中西部地区大说明外资在我国东部投资时,对于投资城市的选择更趋向于遵循原有外资企业的路(?)。中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可利用的厂房、大型成套设备等优质资产,积极推进外商对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并购投资,既可以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又可以降低外商投资办厂的固定成本,使外资流入中西部,找到突破中西部引进外资困境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