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灵中心主义”,到“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然观改变的背后,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飞速提高。然而,就在人类加速改造自然之际,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等一系列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接踵而至。时至今日,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已不算少。痛定思痛,人类逐渐认识到,正确的发展方式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布伦特兰,1987)。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需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理论真正引起全球的重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几乎与此同时,现代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陆续产生了,但两种理论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却很少出现理论交集。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逐渐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此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取得了飞速发展。在东道国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中,FDI无疑是较小的经济变量。但不可否认的是,FDI是跨国公司一揽子生产要素向东道国的转移,它会借助多种外部效应,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同时,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必然是外国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吸引了大量的FDI,但是它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尚有待于作深入研究。对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展开研究,无论对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它们的FDI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上,该研究将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有助于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内涵,推进FDI与东道国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而可以为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研究参考。实践上,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制定外资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同时,政策建议中提出的定量化政策控制指标,有助于提高相关政策的可控性。本文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特别注重方法的运用与问题的研究相适应。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全文的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本文给出了此选题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并主要从FDI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等角度,对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进行了综述。其次,本文对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展开了理论分析。主要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关系、FDI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关系和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对FDI的作用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提出了多个研究命题,并给出了理论上的初步证明。再次,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设计出了世界的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模型原理,构建了世界的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利用训练好的BP网络模型,仿真输出了世界的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值。基于所获得的数据,通过建立线性或非线性回归模型,本文分别对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因果关系、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FDI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FDI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之间作用的阶段性特征,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最后,本文给出了相关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基于前文的研究观点,本文着重就中国引进FDI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定位、不同区域引进FDI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以及利用FDI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完善FDI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传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大部分命题被验证,由此可得出如下几条结论：一是FDI与东道国、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二是国别经验研究表明：FDI流入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总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具有正向作用,对经济子系统(长期内)和资源子系统具有反向作用,反过来,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对FDI流入具有正向作用；三是中国经验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制度质量提升效应,以及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均具有“倒U”型的作用关系,但对中国社会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皆具有单调的正向作用,反过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对FDI流入具有“U”型作用关系；四是在如上多重的非线性和线性关系综合作用下,FDI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通过研究本文可以断定,FDI与东道国的、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但是存在的,而且具有特定的关系维度和运行规律。本文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探索：第一,将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可持续发展)与一个较小的经济变量(FDI)之间建立联系,并通过系统分析方法解构了该复杂巨系统——可持续发展系统,进而找出了FDI与可持续发展总系统和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第二,界定了FDI“动能”的“波形”传递过程,并以动态推演的方式勾勒出FDI“动能”在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扩散层次和传递方向；第三,提出了“利润空间”的概念,分析了“利润空间”的组成及影响因素,并将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列为“利润空间”的维度之一,以解释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对FDI流入所具有的作用；第四,基于对FDI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的实证检验结果,总结出FDI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的阶段性特征,并将FDI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为六个阶段,将中国可持续发展对FDI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第五,根据中国FDI和可持续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地位,为中国的引进FDI和可持续发展政策,设计并界定了便于定量化控制的政策监控指标。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一是受样本数据跨期较短的限制,对于那些在国别经验研究中没有被充分验证的有关命题,需要今后结合更详实的数据加以进一步研究；二是与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关系的研究程度相比,对FDI内部关系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应该将FDI作为跨国公司的主要行为特征,深入探讨其运行机制,并将其与FDI的宏观运行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