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唐代谏议制度为主要叙述对象，回顾了唐前谏议制度的流变，介绍了唐代谏议制度的内容，探讨了唐初谏议制度确立的背景。本文认为古代中国的谏议制度的实施对抑制君主专制的过分膨胀有一定作用，但是，这抹煞不了谏议制度作为君主专制工具的本质。同时，谏议活动又与君主专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这决定了谏议制度的作用又是极其有限的，谏议活动的实效又是不可预期的。围绕上述主旨，本文的内容体系作如下安排:　　第一部分，唐前谏议制度溯源。文章认为，在唐前谏议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时期非常重要:一是自汉武帝始设置了谏议大夫。至于夏商时期，出现的一些兼管言谏的官吏，这更多的是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中央设置谏官，但这毕竟是局部性的、短暂的。秦朝有谏官，但是，备而不用，有名无实。自汉代始，谏官一职已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一般允许谏官谏正朝政得失，虽然长时期是加官;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下省的形成和集书省的出现,这意味着谏官有了自己独立的统属机构。　　第二部分，唐代谏议制度概述。比较而言，在整个古代中国，唐代的谏议制度最为健全，确立了封驳制、谏官随宰相入閤议事等制度;在唐代，中书、门下两省都有进谏的职责，其中，以进谏为职的谏官有: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补阙、拾遗，除给事中属门下省外，其他谏官都是分左右而置，“左”属门下，“右”隶中书;唐代谏官享有的职权有:封驳诏敕，审署申覆，献纳谏正，记起居注等;唐代谏官位卑职重，谏官不由吏部而由君相授任，谏官的言谏方式有“大则廷议，小则上封”（《旧唐书·职官二》）。　　第三部分，唐初谏议制度确立的背景。一是传统文化背景。唐初谏议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的基础上，一方面是借鉴前人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前人的传统文化底蕴;二是时代背景:隋亡之鉴。事实上，能对历代帝王以及以其为首的统治集团构成真正约束的是巨大的民众力量。三是个人因素。“君圣则臣忠，上明则下直”（《白居易传》卷五），唐初谏诤蔚然成风，一方面，这与魏征等谏官的政治品质分不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唐太宗的远见卓识和宽容大度;　　第四部分，谏议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性质。客观地说，古代中国的谏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为所欲为，维持了社会运作的可预期性。也有利于减少朝政的重大失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谏议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的本质。另一方面，带有民主气息的谏议活动又与君主一人专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因此，作为君主专制附庸的谏议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谏议活动的实效是不可预期性的。这是传统中国人治社会的通病:制度和政策的不可预期性。所以，由此推知，如果一个社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