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创设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以来,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同时该公约也促进和催生了各国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获取管制立法的发展。但因资源分布、利益主张以及立法目标、形式和内容等不同,尽管各国相关立法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利益不平衡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提供者与使用者的私人利益之间,使用者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以及提供者内部私人利益之间的利益不平衡。至于利益失衡的原因不仅在于全球缺乏一部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也在于各国国内立法的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正当的获取活动规定太过于严苛,或法律适用范围不一致等。总而言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并没有因该机制的创设而享受到公平和正当的惠益。知识产权与获取和惠益分享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这两项制度或机制参与主体众多、设立目标类似,也表现在知识产权具体内容能够成为惠益分享安排的组成部分,还表现在知识产权制度能对获取和惠益分享活动进行监督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一项能够全面体现法的利益平衡理念的主要制度,它也能为解决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的利益失衡提供重要启示和借鉴。本文认为通过先行设立获取和惠益分享的运行机制,我国才能初步改变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和惠益分享利益失衡的局面；本文也认为各国应尽快创设表达机制、运行机制、救济机制等三项机制,并构建这些机制的设立目标、适用情形、条件以及制度等具体内容,方能真正实现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际层面的公平和公正惠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