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之下,女性的声音不仅被压制和遮蔽,而且沦为了男性的附属。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逐渐重新审视女性在家庭与婚姻中的地位,并反思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限于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往对女性（妇女）的研究偏重精英女性,较为忽视底层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婚姻生活。本文借助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所遗留的档案,以财礼问题为切入点,细致地探讨了 19世纪以降该地区的婚姻生活情况,以及普通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其扮演的性别角色。清代南部县的婚姻生活中,有一种情况较为突出,即“婚姻论财”,“财”便是指财礼。一般情况下,财礼所指即是缔结婚约时“聘必以银”的金钱,但在实际的婚礼中,衣料、首饰及食物等贵重物品均可充作财礼,故可视为广义的财礼。根据这一广义定义,本文通过爬梳南部县档案,可以统计出,在悔婚另嫁类案例中,通常另许他人所获财礼要远多于初婚的财礼;在嫁卖生妻的案例中,从道光至宣统年间,财礼数量多集中于0～20千文,且光绪以后嫁卖生妻所获平均财礼数量要高于此前的财礼;在孀妇再嫁的案例中,随着时间推移,财礼数量亦有明显的增长趋势。但总体而言,南部县的平均财礼数量并不高,这是南部县的经济水平所决定的。无论是悔婚另嫁、嫁卖生妻还是孀妇再嫁,均极易引发关于财礼归属的纠纷。财礼本为婚姻中男方给与女方家庭某种意义上的经济补偿,进而被赋予“性别”涵义,成为社会性别秩序的一部分,拥有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也正因如此,当亲族间发生经济纠纷时,人们惯用财礼的名目来掩饰其图所钱财的目的,并将贩卖女性的嫁卖行为视为一种婚姻形式,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丧失自主性和话语权,沦为男性的附属。这种附属性在南部县档案中,突出表现为“小妇人”的供词经过书吏的删改,已经无法准确表达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话语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但是,并非所有的女性在当时社会性别秩序的束缚下,都保持沉默,无所反抗,部分女性不断试图挑战这种性别秩序,这也导致官府加强宣扬、倡导“贞节”观和妇道。然而,官方道德规范的效果相当有限:一方面,出于逐利及生活的需要,买卖女性的男性（亦包括少量女性）并不在意女性的贞节,金钱远比道德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部分女性在面对家庭暴力乃至强行被嫁卖时,并不甘于被动接受,她们或选择逃离夫家,或选择自行主婚,或选择以诉讼捍卫权利,显示出女性强烈的自主意识。总体而言,在19世纪以降的南部县,女性受制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性别秩序,享有的自主性和话语空间非常有限,大部分情况下,财礼虽与女性密切相关,但其归属纠纷却在本质上是双方家庭男性成员之间的矛盾,女性很难掌控或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到了清末,当西方女性思潮和婚姻制度开始影响中国,维新人士也开始呼吁解放妇女之际,南部县普通女性的地位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家庭与婚姻观念的变革仍需漫长的时间方能有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