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一部元代的佛教经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以下简称《至元录》)作为研究对象。此录是元世祖忽必烈集藏、汉、印、维等地学者,敕令编撰的一部汉藏佛教大藏经勘同目录。本文是以民国二十年天津刻经处刊本影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为蓝本进行研究的。全文分四个章节展开论述。首先是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目的,并通过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大致介绍了《至录》现存的各种版本、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之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一章,《至元录》的编撰背景。本章通过分析《至元录》序言内容,结合相关史料和文献,试图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角度分析、探究此经录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因素,特别说明了此录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之间的渊源。同时,探讨了此录的编撰时间、编撰过程及意义,并对参与此次汉藏佛经校勘的人员进行了考证,按照他们的民族、区域、职务等予以分类和研究,对部分人物成分存在异议的予以说明,但其中至少一半的人物没有什么线索可寻。第二章,《至元录》的主要内容和编排架构。本章分《至元录》的主要内容、《至元录》的编排结构、《至元录》编目过程中的汉藏对勘三个小节,通过文本解读和分析举例相结合的办法来完成。其中《至元录》的主要内容,以表格的形式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包括经文的出经年代、朝代、译家、经籍数量等都作了详细的概括。通过分析发现《至元录》本身在经目的部数记载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目录各个内容版块之间所载部数均有所差异,且当前研究过此录的各书籍和文章中所载此录经目部数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本文中对此现象做了分析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其次,分析归纳出其分类方法和贯穿此目录的编辑原则,并加以举例说明。再次,探讨了《至元录》编目过程中的汉藏对勘。先分析说明了此录用以对勘的汉、藏经目究竟为何本,再归纳此录汉、藏对勘的方式并举例加说明,包括蕃本对勘的用语等等,最后还举例说明了此录在汉藏对勘方面存在的一些疏漏。第三章,《至元录》的特点。本章主要运用比较学研究方法,分别将此录与藏文典型佛经目录《旁唐目录》和汉文典型佛经目录《开元释教录》进行对比,从而归纳出其特点,即《至元录》与历代汉文藏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载有经题的梵音以及增加了蕃本对勘的内容,而且其独特的编排吸收了汉、藏两种佛经目录的著录方法,是汉藏佛经目录相互补充、借鉴的典范。第四章,《至元录》的影响。本章主要是运用历史考据的办法追踪、探究《至元录》对后期汉藏佛经目录以及元朝社会和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响。最后为结语,集中概括了此录的编撰时间、地点、内容、编排结构和特点,探讨了此录对于汉藏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格局形成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