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为晚清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杨笃有太多的名衔。综其所有，他首先是一位笃厚的学者，杨笃的成就便是他一生人格修为的自然流露。本文将其置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时期，从个案的研究角度来折射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区域发展，希冀成为丰富山西书法史的一二素材。说杨笃是“志痴”并不为过，在冷砚寒灯的凄苦情境下，他依然固守一个学者的职责，以只身之力完成了纷乱时期的艰辛之作——《山西通志》，仅以此他便可作为山西乃至中国史册上不可或缺的文化名人。在这个“速生、速亡”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记录、更多的祭奠，而非数典忘祖。杨笃，字秋湄，是我国晚清文明遐迩的史志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和诗人。他一生著作等身，完成了《山西通志》和天镇、蔚县、繁峙、黎城、潞城、壶关、长子、屯留、长治九县的县志，修订了代县县志的金石考古部分。修成于战乱时期的《山西通志》，被梁启超《山西通志》列为光绪朝优秀省通志之首，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另有学者认为，该志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亦给以很高的评价。而当时修志的窘迫情形却鲜为人知。孤灯冷砚加上通宵达旦的忘苦劳作，长子杨小湄、外甥闫茂才的助检抄录，同时历经种种时局动荡，《山西通志》才应运而生。杨笃以生命的涅槃孕育了这部巨著，也给山西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然而，在封建社会晚期，杨笃的一生并不完满。他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他坦荡承受仕途的压力，开始了教书和写志的生涯。从吕梁山到太行山，从训导、教谕、勒授修书郎再到国子监学正，一路教书、一路写志。正所谓“便登第不过一官，此去真如蛇画足；为著书只忙半截，将来也算貂留皮”。杨笃应该感谢自己的家庭。他出生在一个十代潜心不仕的书香门第，自幼拥有一个宽松舒适的学习环境。父亲带他游历山水、遍访名师，以此增长阅历。时任乡宁知县的说文大家王筠收杨笃为其门生，发现其奇才可造并潜心指导。当时嗜好金石的潘祖荫亦对其赏识有加，推荐杨笃到宏洲书院讲学，而杨笃利用业余时间所修志《西宁县志》成为其志学领域的发轫之作。晚清山西书家林立，杨笃更是汲取石鼓、乙瑛，近法邓石如，其篆隶有“篆书之有邓石如，犹儒家有孟子”之称。其金石学造诣尤深，与傅青主、张石舟同被誉为山右三大书家。他的修志理念不仅突破前人窠臼，而且针砭时弊，具有高度的实践指导意义。1865年，他根据《周礼》注释和《说文解字》对荣河县出土的齐鞄氏缚钟进行考订和翻译，定为鞄氏，杨笃的考释，多字俱极精确，潘祖荫援引阮元称呼张穆为“硕儒”的例子，称杨笃为“硕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