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基本人权。然而,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学校侵权事件的大量发生,受害者得不到赔偿或不能及时得到赔偿的问题愈来愈突出,已成为影响教育乃至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原有的教育法律法规,在调整新形势下学校范围内的侵权纠纷的法律关系方面愈发显得力不从心。学生的权利在学校一旦受到侵害,家长与学校双方常就赔偿问题陷入诉讼,各执一词,争执不休,甚至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现行法律仅最高人民法院的《〈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60条明确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承担过错责任。同时,现行教育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义务教育法》第11条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其父母负有将子女送至学校接受教育的法定义务,但未对学生到校后学校应履行何种义务,承担何种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学校侵权赔偿责任主体是谁?赔偿的范围有多大?赔偿的标准是什么?赔偿的资金从何而来?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回答,笔者开始本论文的研究。学校侵权如何进行赔偿,对这一问题已有的文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认为学校侵害学生的权利应当进行赔偿,并通过部门规章明确了赔偿范围。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解决学校侵权赔偿的主体是谁、范围和标准多大、赔偿资金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因此,需要对现有的文献和法律法规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实践中大量的学校侵权赔偿案例进行分析,调查个别重大案例,来弥补文献与法规的不足。另外,通过比较美国和日本在学校侵权赔偿中的做法,为本研究提供借鉴。通过分析,笔者决定以赔偿主体是谁、资金从何而来为重点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不解决赔偿主体问题,受害者的赔偿就找不到赔偿的责任人。不解决资金问题,有了赔偿主体,也没有赔偿资金。因此,笔者首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接受教育的性质进行分析;其次对义务教育政府责任进行梳理;第三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与国家的关系、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学校与国家的关系,最后思考如何构建完善的学校侵权赔偿制度。通过以上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学校的举办者是学校侵权赔偿的主体。按照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法院对学校侵权事故的赔偿,基本上适用的是《高法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60条的规定,即: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根据这些规定,学校是赔偿责任的主体。那么学校是不是赔偿的主体?具不具备赔偿的能力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教育法》第31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从表面看,学校是法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赔偿的主体。但是《教育法》第61条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教育的捐赠,必须用于教育,不得挪用、克扣。《义务教育法》第49条规定:义务教育经费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用于义务教育,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义务教育经费,不得向学校非法收取或者摊派费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除国家财政下拨的教育教学经费外,没有其他经费来源,但发生学校侵权事故后,为了平息学生一方的纠缠,只能用教学经费进行赔偿,以求息事宁人。《教育法》第71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学校赔偿违法,不赔偿也违法,把学校推上两难境地。所以学校不是侵权赔偿的主体,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赔偿的主体是它的举办者。《义务教育法》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从这里可以看出,学校的举办者作为赔偿责任主体是由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性质决定的。学校侵权赔偿资金应当由国家财政出资。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按赔偿金额的数量由国家、省、市县分别承担,建议由国家将赔偿金列入政府教育经费预算,省市县地方政府也应当把学校侵权赔偿金列入财政预算项目。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除将学校列为当事人外,同时将学校的举办者列为共同被告,判决“学校的举办者对赔偿承担补充责任”,使用赔偿基金支付赔偿。完善立法,制定《学校侵权赔偿法》使学校侵权赔偿法治化,做到有法可依,这是解决学校侵权赔偿这一教育法治课题的最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