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期，《天涯》、《南方文学》率先刊登一些关注底层生存境遇的打工文学作品和底层生存实录。一些专业作家也纷纷开始视点下移，或书写自身的平民化生存记忆，或表现现实生活中底层人的血泪辛酸，体现出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悲悯情怀。“底层”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指一种革命力量，是指被排除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葛兰西所关注的是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印度一批优秀的历史学家开始了关于南亚社会的“庶民”研究，探讨关于“庶民”的各方面状况。在中国，“底层”作为社会学概念，较为系统地被阐述是在陆学艺编著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而作为文学概念的“底层”，较早出现于蔡翔的散文随笔《底层》，他在文中对“底层”的界定饱含着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感。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界对“底层”日渐热切的关注，“底层叙事”呈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并渐成一般强劲的文学潮流，引起了理论界对底层叙事焦点问题的理论论争。《文艺理论》、《上海文学》、《北京文学》、《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理论批评期刊对底层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热烈讨论。在现代性话语笼罩下，底层文学以一种“先锋”的姿态，揭示出重写文学史的“洞见”与“盲视”。底层文学的发展对当今的文学史提出了质疑。在当今的文化视野下，底层文学关注对现实问题的文学表述，在题材上反映出现存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下岗题材(曹征路的《那儿》)矿难题材(刘庆邦的《神木》)，极端讨薪题材(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题材(电视剧《暖春》)，进城打工者题材(孙惠芬的《民工》)等等。这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以真实、生动的再现，给读者、观众以心灵的震撼，在表达出作家们对底层苦难生活的悲悯情怀的同时，折射出作家们对人性的探索与道德的拷问，是一种对人类灵魂的终极人文关怀。底层自身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与边际性体验。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带着对城市的梦想与渴望，隐忍着城市的冷漠与拒斥，伴随着失去故土的焦灼，尴尬地面对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在被动选择中体验着焦虑与困惑。进城的结果往往是返乡或对抗城市。在浩瀚的底层文学作品中，不乏闪耀着时代精神的扛鼎之作，如贾平凹的《高兴》、刘庆邦的《神木》(2002“老舍文学奖”)、李锐的《太平风物》、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系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选作品)、尤凤伟的《泥鳅》、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等，均在选材、叙事结构、叙事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表现出优秀的品质，是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典范。在这些作品中，塑造出许许多多丰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杀人者的穷凶极恶，农民的劳苦、沉重、滞后，下岗工人的失落、无奈与沮丧，进城打工者的奋斗与拼搏，在这些人物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透过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婚姻等琐碎片段，折射出底层群体的人格与命运，更反映出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带给我们对文学发展的深入思考，在这个物欲横流、惟实惟利的时代，消费文化、市场文化，个性化写作、欲望叙事、追求奇幻、追求形式与技法等文学现象被炒作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们是否该沉静下来，反思历史，“因为冷静才能避免随波逐流，才有时间决定选择还是拒绝；而沉思才有希望返回自我和完成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在精神的深度上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反思历史，立足现实，让我们用生命的激情和超越现实的思想精神去追求未来。上世纪末至今十几年来，我们可喜地看到底层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如一朵朵现实主义的奇葩，竞相地吐露芬芳，带给我们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让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底层文学作品绽放出朵朵幸福之花，让人文关怀的馨香洒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