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中的新疆经验与书写,揭示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是从强调民族“同一性”走向肯定民族“差异性”的发展历程。这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宏大的历史叙事趋于解体,强势的国家意识形态丧失了巨大的规训作用,使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能够寻求多样的表意方式,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质得以展现和书写的一个例证。50-60年代,新疆和平解放后,昔日的奴隶翻身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但“人”的解放所包含的种种复杂内涵被简化了,“阶级出身”成为确立不同民族身份的唯一合法依据。为了加强和巩固各民族群众对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书写着力凸现民族“同一性”,即表现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的喜悦感和幸福感,以及由此生发的对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祖国的赞美和颂扬。民族“差异性”可能产生的矛盾对立而造成的认同的曲折和艰难,以及“人”在经历这场历史变革中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复杂感受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80年代虽然延续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形式,并且仍然借用的是50年代的国家话语形态,但意识形态的内涵已经更换,而且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是整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建设时期。伴随这种变化兴起了“人道主义思潮”的新人文话语。这一话语重新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个人观念,以弘扬个体的“主体性”为主要标志,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确立了一种新的模式。影响到文学创作上,就是对新疆各民族群众现实的个体生活状况、精神世界的关注和表现成为作家书写的主要内容。90年代是文化转型与全面复制的时期,学术思想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现实心态都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这时期的新疆经验与书写,强化了新疆多元文化的异质特征,充满了诗性的想象和文化上的“异乡”情调。新疆成为作家不同文化观念的载体,寄寓了他们某种人生理想、文学观念的“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现实的新疆面影逐渐淡化,“想象的新疆”形象逐渐清晰,边地成为心灵诗意的栖居之地。关于新疆,谁在言说,对谁言说,言说的内容,在什么时代言说,言说的方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