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正义从未呼唤过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在教会法中，12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须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可以说沉默权并不是最近才热起来，1966年联合国第21届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由于我国已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该公约，所以，自此沉默权开始在我们国家的法学理论界开始了研究和探讨。 近年来，我国诉讼法学界对沉默权制度展开了激烈而日趋深入的讨论，一度盛况空前。在司法务实界，甚至还出现了某司法机关在实务中推行“零口供”，以保障疑犯沉默权的大胆尝试。学者们普遍认为，关于沉默权的争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体现了人民民主观念和法制意识的提高。但是，严格说来，立足与我国实际现状，围绕沉默权制度展开富有理性的思考和批判精神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本文试图在保障人权和惩治犯罪相统一的前提下，正确剖析沉默权的科学内涵，并对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第一部分 对沉默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粗线条式的描述，揭示了沉默权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和历史条件。即从职权宣誓过程和纠问程序中根据基督教的学说和教义中产生“不自我控告的权利”，再由此产生“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进而转化为沉默权，然后又从国内法上的权利上升为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透视这个过程，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1、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沉默权都是在彻底否定“供述义务”之后得到确定的。 2、沉默权不是一项孤立的权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是同步进行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必要的各种历史条件。尽管不同国家沉默权的形成过程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法治原则、司法独立、人文主义精神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独立、自治的律师群体对于通常的刑事诉讼活动的广泛参与，是这一过程的共同历史条件。 3、沉默权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里程碑，是司法程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沉默权的每一步发展，都代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沉默权的价值取向，对沉默权所体现的诉讼上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指出:在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之间，沉默权主要体现了保障人权的诉讼法律思想;之所以选择保障人权，乃是基于人性本恶的理论假设，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之下，要满足人类追求自由的普遍愿望，必须对国家官员的权力加以限制，限制的手段之一，就是在国家与普通公民发生纠纷时，赋予普通公民与国家相抗衡的的必要的力量;另外，赋予沉默权的规则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种尊重并不是以公民个人能够以这种自由为自己带来实际的幸福为前提，而是以它是处于对每个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为前提。 第三部分沉默权的负面作用与当代世界各国对沉默权的限制。沉默权天生就是一项富有争议的权利，自19世纪以来，英美两国对沉默权一直存有争议。英国关于沉默权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允许从沉默中作出不利的推论;美国关于沉默权的争论主要集中于“米兰达”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未经警告程序所获得的供述是否一定不可采。争论的结果是:在英国导致立法对沉默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允许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从沉默中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在美国导致“米兰达”规则的效力范围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其核心内容没有改变。两种不同结果的出现不仅与两国沉默权的原有法律地位不同有关，也是与两国的宪政原则不同有直接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它主要被视为根植于人的尊严、与人性共存的基本人权，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作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之一，它的诉讼价值得到法治国家的一致肯定:它是平衡刑事诉讼中的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维持程序公正的一项重要条件;有助于促进政府以独立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罪行，准确的起诉和定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有利于防止政府滥用刑事程序中的官方权力，维持公众对于刑事程序的普遍信任，由于沉默权可能导致部分罪犯逃脱法网，一些国家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如允许以“程序强制”的方法获取言词证据，或者允许从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论等，但由于这些限制本身附带有严格的条件，沉默权的基本精神—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没有受到损害。坚持和发展沉默权制度，仍然是当前世界的一种国际性趋势。 第四部分沉默权在中国的法律移植。将研究的重点由国外转向国内，音业析了中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就中国近期内应当建立的沉默权制度提出了初步设想，为了促进国内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并维持社会公众对于刑事程序的信心，中国应当尽快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