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流寓,就是迁徙居住于籍贯以外的地方。流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属于一种常态,文献中的流寓往往代指有这种经历的文士大夫。历史上的“贬谪”、“流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种流寓,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被动的行为。本论文所考察的元末明初流寓到江南地区的江西文人群体,他们的初到江南更多则是自愿情况下发生的,论文也就是围绕他们在江南的活动与交往展开探讨。这样一个流寓群体,他们的身份各有不同,有官员、儒师、士子、僧道等等,其中一些人物因为自己的流寓经历,生平显得晦涩,文献记载也多有抵牾之处。通过对这些人物生平经历的考察,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流寓背景,便容易理解记载存在这类问题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他们的流寓经历,因而对我们理解文献也是很有帮助的。这些流寓之士,他们初履江南之时,大致还是在和平年代,其中有的是侍亲而来,有的是宦游而至,有的则是为了求学求生计。相比于贬谪之人的流放之地,他们所在的江南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向往所在,他们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大地受迫性。随着元末政局的动乱,江南很快为张士诚所占有。由于张士诚对文士采取亲近的态度,并且很长时间对元王朝表示服从,因而留居江南的文人们能一定程度上保持自我,进行广泛的交流。然而传统的乡土观念,又令他们产生了一种游子的心态,对故乡、对远方亲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思念之情。而为了过好当下,在江南的家庭生活对他们而言便更显重要,家庭成员之间也多感情真挚。同时,家庭成员的婚姻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环节,并以此作为在江南建立交际网络的重要渠道。传统的乡土观念以及户籍制度的确定,又使得这些流寓江南的江西文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同乡认同的观念,而作为日常交往的一个纽带,同乡观念在交往中又具有其含义上的多重性,也正可以看出这种观念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同时,同乡之间还能够互助互济,成为缓解社会压力的一股辅力,也履行着士大夫本身所担当的社会责任。由此也可以看出同乡组织出现之前,同乡交往的一个大概。作为流寓人物,除了对自我对家庭的经营之外,对其所在的江南也多带有感情,聊以江南作故乡,因而对于江南山水人文也都有自我的刻画和认识。其中一些人物对地方文化的贡献也使得他们受到地方的尊崇。而江南地方对于五湖四海之士的接纳,双方的相互交往与认同,又使得那段的江南社会文化历史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元末明初的江南地区,主要经历了由蒙元——张士诚——朱元璋政权的转变,处在其中的流寓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那些正当有为之年的人物,并没有一味消沉,而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之中践行自我,努力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变幻莫测的政局面前,他们有的归隐故乡,有的寓居江南,有的又出仕四方。只是这样的选择与他们的初衷却不一致,这也与当时士大夫的境况并无多大差别,官本位的时代,最是文人不自由。总之,流寓的经历刻画了这些人物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也在流寓的社会生活中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历史留下了自我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