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发展中国家，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环境下，建设中国的现代化，新闻与政治应圆滑进行，共趋一轨，共赴国难，事实却是二者的互动冲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精细的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中，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难后，中国的新闻与政治分别初具现代化的雏形，双方力量基本持衡，也有熟稔的实战操作技术，本应在“训政”召唤下共建国家的现代化，却因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军权专断、派系冲突、权力内讧等因素，致使新闻与训政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合则两利、败则两伤。新闻与政治的尖锐对立，既使国统区的民国新闻业陷入谣言、流言、虚假新闻盛行的畸形状态，也使国民党的训政政治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成为其失去大陆政权的新闻传播学根源。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论文选题的背景、由来、意义、文献综述，研究范围、方法及论文的创新和不足，以及基本概念的界定等。　　二、三章扼要叙述中国的新闻与政治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演替过程，勾勒国民党统治下新闻与训政互动冲突的历史舞台。第二章先从原始“禁忌”文化与巫术政治、文祸与皇权政治、晚清报案与晚清宪政、民初报案与军阀政治四个阶段扼要概括了中国的新闻与政治互动冲突的演替过程，力图挖掘新闻与政治互动冲突过程中的文化基因及这一基因的历史演替。再从孙中山的训政构想、报刊思想切入，将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与报刊思想置入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孙中山训政构想的形成及其核心内容和训政构想下的报刊思想和宣传实践，指出孙中山的训政构想是孙氏结合中国国情，汲取欧美宪政经验杂糅而成的“历史选择”，其中报刊和宣传被孙中山视为整合国人“一盘散沙”、建设国家心理基础，推动训政到宪政过渡的主要利器。第三章着重分析国民党对孙中山训政构想和报刊思想的继承及变异，以此勾勒国民党训政名义下新闻与训政互动冲突的历史舞台。训政方面，胡汉民、蒋介石等党政要人垄断孙中山思想的话语解释权，将其神化、教条化、形式化，并依据其阐释的训政思想建立了党国体制下的五院制，试图建立以党权统御军权，控制政权的权力格局，然却形成了军权控制党权和政府权，蒋介石及其个人派系控制政权，政权日益法西斯化的权力格局。至于国民党人的报刊新闻思想，则是披着新闻自由主义外衣而为其集权专制作理论上辩护与粉饰。　　第四、五章从“训政”规制的角度论述了国民党新闻传播体系。第四章从“训政”立场对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宪法”依据、演替历程、制度特点、实施情况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论述了国民党如何以“训政”名义限制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并以此制定、完善其庞大的新闻统制政策，及其主要的新闻管理机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组织演替及权力职能的勾勒。对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评价，突破了学界普遍持有的“党治”色彩的定论，认为“军治”才是其本质。第五章则分析了国民党如何在训政名义下加强自身新闻媒体的物质建设，如何严厉控制使之成为党国喉舌，以及政治高压控制下对国民党媒体发展的严重戕害。论述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利用了中国国民党历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对国民党如何建设、控制其媒体提供了不少新史料。　　第六、七章论述了国民党新闻媒体政治宣传的基本策略。六章首先分析了国民党新闻宣传的主体控制策略，勾勒了国民党从信源、生产、流通等环节层层控制新闻传播流程，力图使声音一元化的信息控制策略。其次以总理纪念周为个案，在纪念仪式传播的视野下，论述了国民党是如何灌输“总理遗教”、三民主义等意识形态。最后以中原大战，蒋、胡之间的宣传攻击为例，分析了南京中央与地方派系之间，国民党党魁高层之间的宣传战。第七章先从政治“污名化”的视角论述了国民党新闻媒体攻击中共的“赤匪”宣传策略，以及为应对日本入侵这一中华民族的最大外患，面向国内外读者而采取各种宣传策略。分析借鉴了议程设置的方法，对《中央日报》标题数据库中的相关标题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央日报》的议程设置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的政策之间，是一种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国民党新闻媒体宣传的历史功过，作了辩证的、客观的历史评价: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神化”宣传基本是过大于功，而督促“训政”、训育民众的宣传几乎被搁置，国民党权力争夺、派系斗争及攻击中共等宣传策略是其主要的历史愆失;抗日救国的宣传是其主要的历史贡献。　　第八章将视野转向民营新闻媒体，论述了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支撑的民营报刊，在国民党新闻统制下的发展特点，并以《大公报》、《世界日报》报系为例，分析了民营报刊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策略。在此基础上，以《大公报》为例，详细勾勒了民营报人对“自由”、“训政”、“宪政”的媒介想象:精英治国、法治至上、民主宪政、负责的言论自由、专业主义的新闻职业操守等为内核的政治与报界“各守法律范围，而有互相尊重之善意”的圆滑互动关系。　　在上述各章的研究基础上，第九章将新闻与训政的关系提到新闻哲学高度，纵论国民党训政统治下的新闻与训政之间互动冲突对各自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冲突原因的扼要阐释。论文认为国民党训政下的新闻自由的宽容程度并不亚于北洋军阀时期，但这一自由的实质不是现代意义上民主宪政轨道内的新闻自由，而是被民国权力的无序内讧而非制度化的权力制衡的阴霾所笼罩的、扭曲的新闻自由。国民党“训政”的失败、意识形态的脆弱性、大陆政权的丢失，民国新闻媒体的畸形发展的根源是新闻与训政的尖锐对立。而这一对立而非合作的关系，背离了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目标，新闻与政治须“圆滑进行、共趋一轨”（张季鸾语）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