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描写了一个华北村落里的世系群体--闵氏家族,试图要达成两个目的:一、聚焦宗族图像,弥补长期以来学术界缺乏专门的该地区宗族研究的缺憾;二、就宗族文化的再生产提供一份文化细描的资料,希望能为宗族文化再生产的讨论贡献绵薄之力。该宗族在表征上虽然跟南方宗族颇多类似,但属于一个文化的另类,其基本运作单位是五服。五服对于闵人而言,即是一个实际的功能单位,也是一个文化性的礼仪单位。五服及姻亲共同体几乎能够应对现实中的各种生存压力。如果从总体而言,虽然闵氏家族具有一定的实体意义,但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象征性存在,重建后尤其如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被铲除,但是为了因应当下的生存危机,将已逝的孝子品格重新安装进宗族成员身上,族人对宗祠进行了重建。重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家族成员身份、宗族文化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再生产,也是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面目被表达出来,同时,文化也在行动中被以历史的方式改变着和创造着。第一章介绍了田野调查地点的地理概况、人口与经济结构、区域历史文化背景。第二章梳理了家族与村落的历史,指出孝道是该宗族的内在特征,揭示了帝国时代该宗族与国家的密切关系。第三章考察了宗族的组织与功能,当然也涉及村落内的其他组织。通过对宗族各种外在表征的研究,初步揭示出该宗族不是人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宗族。总体上,它有实体意义,但更多表现为象征性存在。对宗族房支在一定区域里的分布调查表明,这是一个以家庙和家庙所在地为中心散居于周围26个村落里的世系群。第四章首先分析了闵人的家庭结构与类型、家的延续与拆分,接下来展示了闵人的亲属制度与称谓体系,以此探索闵人的宗亲与姻亲的认知范围。第五章通过对生育、婚姻、丧葬、祭祀和日常生产、生活的考察,揭示出闵氏宗族的具体运作单位是“五服”,而不是整个宗族。五服即是一个现实经济上的互助单位,也是一个文化性的礼仪单位。借助婚姻交往,宗亲五服就扩展为姻亲共同体和乡亲共同体。最后分析了五服的维系与分立。第六章通过对百余年来社区史的研究,说明了自然灾害、匪患、战争对乡村社会和宗族的破坏性影响。由于宗族内部成员追逐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利益,造成了宗族和村落内部的裂变。 第七章指出,194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社会走向了单一结构。在新国家力量干预下,阂人村落发生新的整合。新国家如何渗透、阂人如何捕捉新的权力与机会并成功进入乡村政治舞台,是本章的描述重点。有趣的是,现实中权力的张力通过村落布局的风水表达出来,因而风水传说成为一种文化的隐喻。 第八章的话题是:西教的传入、新婚姻法的下乡和平等观念的渗透以及其他原因,直接冲击了以儒学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传统乡村文化,尤其是孝道,从而造成了乡村文化的变迁,也由此构成了阂人重建传统的因由。 第九章立足于家庙的破坏与重建以及家族庆典等的叙述,详细地展示了重建过程中的多元声音。各类身份的建构和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等皆隐含于叙述之中。这一切就是本文讨论的文化的再生产。 第十章对全文进行收束、总结,并展开讨论。归宿点有二:一、阂氏宗族的特征,二、宗族文化的再生产。前者包含宗族概念的讨论以及宗族研究范式的讨论;后者涵盖各种身份和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结构的绵延和传统的发明等问题。 本论文的前半部分集中于五服的探讨,表明村落宗族及其姻亲似乎是一个自在且自足的运作实体,国家等外来力量似显多余。但后半部则揭示了乡村社会和宗族为什么需要国家,从而达成超社区观察宗族的目的。 总结上述,本文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本文描写了一个华北村落社会里的家族,弥补了该地区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宗族民族志的缺憾,力求回应“华北社会没有宗族或宗族较弱”的偏见;第二,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进行了南北方宗族比较,进而挑战了现有的宗族概念和研究范式,主张不能用现有的宗族概念及其理论模型来套观华北社会宗族,并提出了历史一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第三,本文认为,宗族文化的再生产实际上是各种身份和关系的再生产。 关键词: 阂人、宗族、孝道、五服、身份、共同体、文化再生产、历史结构主义、现代化制度设计